<sup id="ycic6"><div id="ycic6"></div></sup>
<acronym id="ycic6"></acronym>

伯南克自傳(13):研究些什么呢?【周知連載】

周知客2020-12-21 16:31:40

圖:瑪麗·夏皮羅(Mary Schapiro):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課程是在斯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的。學院在校園的最東頭,位于肯德爾廣場(Kendall Square)和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之間。如今,肯德爾廣場周邊的建筑里面是科技公司、高檔公寓和講究的餐廳。而當年,那里是一大堆廢棄的倉庫和舊房子,還有幾家低檔飯館。


享譽盛名的經濟學課程是在一所工程學院里,其實有點偶然。關鍵的時點是1940年,當時年輕的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當時還沒做完他的博士論文,同意從哈佛轉到MIT。薩繆爾森后來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且是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教科書的作者。作為一名博士生,他把復雜的數學方法運用到了經濟學上,但這種方法與哈佛格格不入——也許還受到了一點點反猶太情緒的影響,反正他最后是棄了哈佛,來了MIT。他之后,另一位將來的諾獎得主羅伯特·索羅(Robert Solow),也在1949年從哈佛投奔MIT而來。有了這兩位大牛,數學和統計方法在經濟學中得以大量應用,而MIT正是做計量研究的絕佳之地。了我來MIT的1975年,數學應用在經濟學中已經根深蒂固,而另一場學術爭論正在醞釀之中,也就是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之爭。


薩繆爾森和索羅都支持的凱恩斯學派,出自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當時尋找大蕭條的解決之道,想發現經濟繁榮和衰退的一般性解釋。他在著作中經常含混其詞,結果經濟學說史學者經常會爭論"凱恩斯究竟指的是什么"。但至少那些最顯赫的凱恩斯追隨者都認同的假設是,工資和至少一部分其他價格是"有粘性的",也就是說他們不會很快調整以實現充分就業和對資本(工廠和設備)的充分利用。在凱恩斯理論中,意外的需求下降,比如企業對新設備投資的突然下降,或者政府投資的下滑,會引起失業上升,因為公司預計更低的銷售收入,就會減產并且解雇員工。


凱恩斯學派認為,像大蕭條那樣的長期高失業率,會對資源造成浪費,這個時候政府應該及時采取行動,降低損失。具體來說,凱恩斯認為減稅、加大政府支出這樣的財政刺激,以及降息這樣的貨幣刺激,是重回對商品和服務正常需求水平的途徑,繼而有助于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資本存量的完全利用。他們認為,一旦發生衰退和失業,就應該使用財政和貨幣刺激手段加以應對。


在薩繆爾森和索羅等知名學者的支持和推動下,凱恩斯主義在1950和1960年代盛行,并吸引了很多追隨者。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在推動一項重要的減稅法案時就在引用凱恩斯,而那次減稅在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總統時期的1964年獲得通過。而這也被認為是開啟了1960年代經濟繁榮的時代。到了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公開說,"在經濟上,我就是個凱恩斯主義者。"然而,到了我進入研究生院學習的時候,凱恩斯學派就沒那么受歡迎了,至少在學術圈子里沒那么火了。這一方面來自于1970年代的經濟停滯和高通脹,而高通脹被認為是政府支出過度的結果——錢花在了越南戰爭和約翰遜總統所謂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項目上;同時,貨幣政策又非常松,而且持續了太長的時間。很多經濟學家還質疑凱恩斯學派的前提假設:比如為什么工資和價格是"粘性的",而不是由供需決定、自由調整的?那個時候的凱恩斯模型,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出于對凱恩斯主義的懷疑,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為首的一批經濟學家,包括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托馬斯·薩金特(Thomas Sargent)愛德華·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教授,三位都是后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們創立了所謂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他們用現代和數學的方式,重新證明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經典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也就是市場會自我調節,在自由市場中,即使買賣雙方都出于自私的動機而做出決策,由此出現的結果對社會而言是最佳的。他們拋棄了凱恩斯的"粘性"工資和價格的概念,假設除了在短期內出現失衡,市場供需總是平衡的。若事實如此,那么衰退就并不一定意味著巨大的浪費。相反,衰退其實是當經濟隨一些變量而出現調整,比如生產效率下降,向最優狀態演進的一個過程。


與凱恩斯主義不同的是,新古典經濟學不認為有政府干預的必要,也不認為政府干預會有效。具體來說,如果工資和價格能夠隨供需變化快速調整,那么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也就至多有短期影響。


在我進入研究生院的時候,新古典經濟學大行其道,一部分是出于它在方法論上的創新。即便如此,許多經濟學家雖然同意傳統凱恩斯主義有缺陷,但他們并不贊同新古典學派作出的"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只有短暫影響"的結論。新古典學派的這個結論,要是放到1980年代的經濟現實中就更難說服人。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是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為了應對高通脹,他大幅加息。雖然沃爾克的政策戰勝了通脹,但也帶來了一個深而長的經濟衰退——假如新古典學派是對的,那么就不該發生持續的衰退。


一些學者開始將新古典學派的新方法和新技術運用到現代凱恩斯主義當中去。MIT的代表人物就是當時年輕的教授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他祖上來自北羅德西亞(Northern Rhodesia,現為贊比亞)。他們結合了新古典和凱恩斯的主張,被稱為"新凱恩斯學派",這也是今天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根基。關鍵是,新凱恩斯學派使用了新的模型和方法,重新樹立了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假設,使持續的供需失衡成為可能。自圓其說了以后,他們就又回到了衰退是對資源的浪費,而財政和貨幣政策有可能幫助實現充分就業的結論上了。


作為一名研究生,而且對這些爭論來說還是陌生的,我并沒有對凱恩斯或是反凱恩斯有那么鮮明的立場。我想跟著自己的學術研究走,看看更傾向于哪一方。隨著時間的發展,最終我認同了新凱恩斯主義的主張,因為他們結合了包括新古典學派在內的其他學派的方法,并為實踐中的政策決策提供了最好的框架指導。


真正影響我選擇學術方向的,是在我研究生一年級那一年,費希爾對我的教導。我當時選了他教的宏觀經濟學和貨幣政策這一門。然后我去問他,應該選什么研究方向。他給我列出書單,其中包括1963年出版的《美國貨幣史1867-1960》,作者是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安娜·舒瓦茨(Anna Schwartz)。費希爾告訴我,這本860頁厚的大部頭,要么會讓我興奮不已,要么讓我昏昏欲睡。知道是哪種結果以后,我就能選自己的研究方向了。


結果是,我入迷了。在我研究生一年級大部分時間都在吸收數學方法的時候,我很喜歡兩位作者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他們考察了美國近一個世紀的歷史,來說明貨幣政策是如何影響經濟的。特別是,他們指出了美聯儲三次緊縮貨幣的影響。其中一次是在1929年股市崩盤之前,兩次是在大蕭條當中。正是這幾次貨幣緊縮,才讓大蕭條如此嚴重。讀完了這本書,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在后來的整個學術生涯中,我都在關注宏觀和貨幣政策問題。?


《行動的勇氣》序言:我還能結束這一切


《行動的勇氣》第一章:主街




本文出自:


《行動的勇氣:一部關于危機和后續的回憶錄》

The 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作者本·伯南克(Ben Bernanke),2015年10月5日第一版


本文僅供愛好者學習分享,請在www.amazon.com購買正版圖書。


過往內容:

↓↓↓


彩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