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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派帝國特惠思想和張伯倫關稅改革運動

學海雜志2020-09-06 07: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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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于《學?!?018年第2期

作者簡介:孫瑩,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北京林業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內容提要

1903年5月,約瑟夫·張伯倫發表《伯明翰宣言》,主張英國必須改變現有的自由貿易制度,以帝國為單位設立關稅,共同對抗來自外部的壓力,史稱關稅改革運動。提倡特惠思想的經濟-歷史學派同張伯倫及其領導的關稅運動之間建立了重要的聯系。歷史學派為關稅改革運動提供了合理性論證,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張伯倫本人帝國特惠思想的形成;反過來,張伯倫為歷史學派提供宣傳平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種思想的發展。

關鍵詞

?張伯倫? 歷史學派? 關稅改革? 帝國特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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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對于張伯倫關稅改革思想的研究中,諸多史家都會提到其關稅改革思想借鑒了同一時期英國歷史學派的帝國特惠學說。但是,對于兩者之間更加具體的聯系和影響則很少被人提及,這就為筆者對這一問題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留下了空間。

01

1903年5月,張伯倫發表《伯明翰宣言》,主張英國必須改變現有的自由貿易制度,以帝國為單位設立關稅,共同對抗來自外部的壓力,史稱關稅改革運動。在接下來的演講中,張伯倫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構想,即對來自帝國外的小麥、玉米等谷物類產品按照每夸脫1-2先令征收從量關稅;對肉類、奶制品、魚類等其他形式的農產品按照進口價格的5%-10%征稅;對于來自保護性國家的工業品按照進口價格的10%征稅,其通過征收關稅來保護英國工業的意味非常明顯。①張伯倫指出,雖然在19世紀的大多數時間內,自由貿易政策對于英國經濟和貿易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現在英國人需要探討的卻是“在工業保護和向他國傾銷變得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是否需要對已經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做出一些修改”。②雖然在《伯明翰宣言》中,張伯倫強調自己“僅僅是希望這個問題能夠得到更多的關注并引發討論”,③但接下來的情況依然讓他感到措手不及。

5月28日,議會專門就帝國特惠問題進行討論,張伯倫沒有拿出具體的特惠方案,但他覺得這種互惠應該是“對部分的食品或是部分的原材料征稅,抑或是對二者同時征稅?!雹軓埐畟愓J為:“對食品征稅其實是用間接稅來代替直接稅,這只會給工人的生活增加輕微的負擔,但是同時,工人的工資將有大幅度的提升?!雹萁又?,張伯倫在談到農業和工業時指出:“我們必須為農業做些事情,傾銷(以大幅低于市場價格甚至低于成本的價格對外銷售商品)對英國工業的打擊也必須引起注意?!雹掎槍埐畟惖陌l言,查爾斯·迪爾克首先提出質疑,他認為無論是對食品還是原材料征稅都會給英國經濟增加困難,而自治領無論是在人口還是貿易中的價值都無法同印度和國外市場相提并論。⑦首相鮑爾弗則表示“特惠制能加強帝國聯合的說法,也許并不可信。⑧食品稅問題是這次會議討論的關鍵,對于張伯倫的各種說辭,其反對者指出:“如果想給帝國以特惠,那么請給食品加稅?!雹嵩诮酉聛淼牧潞推咴?,議會就特惠問題先后組織了不少于50場辯論,而討論的重點也從食品稅擴大到無形貿易、傾銷、帝國問題等。議員羅伯特·曼斯菲爾德指出,在帝國特惠的情況下,提高工資的可能性只存在于諸如農業和鋼鐵業等備受打擊的行業;⑩溫斯頓·丘吉爾則認為利用降低糖、茶、咖啡等稅率來抵消谷物等稅種影響的辦法,可能對富人更加有利。[11]在其后的午餐時間,自由黨領袖坎貝爾強調1200萬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下的事實是不容忽視的,任何增加生活負擔的行為都將激化階級矛盾。[12]而威廉·霍蘭則直接詢問貿易大臣是否有數據可以表明來自國外的傾銷已經使英國的工業面臨危機。[13]各種質疑和嘲諷紛至沓來,正如埃默里后來評價的那樣,“張伯倫已經被其反對者玩弄于股掌之間”[14]。在他看來,政府干預實質上是阻礙了商品和財富的正常流動,其結果必然會使國民財富的總額受到損失。一旦消費者被允許去獲取最具性價比的產品,那么母國僅僅是壟斷了殖民地的財政支出和軍費。由于帝國特惠和自由貿易理論之間巨大的差異和不可調和性,張伯倫的思想鼓動步履維艱。埃默里回憶說:“他(張伯倫)迫切需要有威望的經濟學家,能夠提供一種新的理論來解釋,為什么食品稅不會增加谷物的價格、為什么帝國特惠會增加英國的對外貿易、進而增加工人的工資”。[15]于是,尋求能夠與自由貿易向抗衡的理論以及有聲望的經濟學家的支持,就成了張伯倫接下來最為關注的問題。

當張伯倫努力為自己的改革運動尋求理論支持的時候,一些英國經濟學家也正在為自己的理論無法獲得廣泛的傳播而苦惱。19世紀末美國和德國通過工業保護主義迅速崛起的事實和當時愈演愈烈的關稅戰使這些經濟學家意識到,英國的工業發展已經不可避免地和帝國聯系在一起了。因此,英國必須通過設立關稅來盡可能地控制本國和自治領市場。由于廣泛地借鑒了同一時期來自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理論和深厚的經濟史學功底,他們被后來的人稱為英國的“歷史學派”。該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阿什利、威廉·薩繆爾·休因斯、威廉·坎寧安、耶米利·普萊斯等。阿什利是該學派最有影響的人物。他早年在牛津大學學習憲政史和政治經濟學,1888-1902年先后在多倫多大學和哈佛大學講授經濟史。其間,他加入了帝國同盟會。他認為加拿大的年輕一代普遍對母國感情淡薄,因此英國必須重視同自治領之間的聯系。返回英格蘭后,他出任新成立的伯明翰大學商學院首任院長。該學派的另一代表人物休因斯早年亦在牛津大學專注于經濟史研究,1895年被任命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并教授經濟史。休因斯認為,“人類的經濟發展將再一次走向保護,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大帝國?!保?6]在張伯倫開展關稅改革運動后,他辭去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的職務,開始擔任張伯倫關稅改革委員會的秘書長一職。由于同張伯倫在關稅改革運動中宣傳的某些想法不謀而合,隨后的兩者聯合也就成了比較自然地事情。

《伯明翰宣言》的次日,阿什利致信張伯倫,他寫道:“我對于帝國特惠的構想由來以久,并收集和編寫了不少與此相關的文章?!保?7]兩天后,在給阿什利的回信中,張伯倫表示,“現在需要系統而科學的論證來批駁自由貿易理論……我希望你可以頂住各種輿論的指責和壓力,來跟我共同戰斗?!保?8]6月初,在下院張伯倫的專屬辦公室,海因斯見到了張伯倫。張伯倫說:“德文公爵(Duke of Devonshire, Spencer Cavendish)說‘張伯倫,你的關稅改革計劃聽起來很好,可是卻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支持你’,我要告訴他,這不是事實”。[19]他接著說:“現在,太多的數據和理論都是贊美自由貿易的,而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曲解了自由貿易先驅的本意或夸大了自由貿易的作用,我需要有人可以站在公正的立場來分析解讀這些數據,告訴公眾真相?!保?0]此后,歷史學派的主要成員都先后加入了關稅改革運動。

02

20世紀初,由于自由貿易理論在英國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主張工業保護主義理論的學說在英國并不多見,而其中跟帝國特惠相關的主張更少。因此,對于歷史學派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建構一種適用于英國的工業保護主義理論。1903年6月到8月間,休因斯先后以一個經濟學家做署名,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16篇,總計4萬字的文章來論述自己的關稅改革思想。接下來,阿什利的《關稅問題》第一版、第二版和他的《德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發展》也相繼出版。這三部作品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特別是《關稅問題》被認為是這一時期有關保護主義的最佳作品。1905年,歷史學派的另一重量級人物坎寧安的《自由貿易的興起和衰落》也與讀者見面。在這幾部著作中,歷史學派從英國工業和貿易現狀、無形貿易的前景、工業保護主義、帝國市場的潛力、帝國特惠的必要性和食品稅問題等多個方面來進行論述,形成了一套頗具英國特色的帝國特惠思想。歷史學派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英國的農業和工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危機,而自由貿易政策就是造成上述局面的根源。自由貿易政策對外不能幫助英國的商品擴大銷路,對內也無法為英國的國內市場提供必要的保護,已經淪為徹底的自由進口。在失去工業最強者的身份后,仍然篤信自由貿易會帶來更多的財富,那么英國必將走上荷蘭的舊路。歷史學派指出,工業生產能力可以通過后天獲得,這就決定了保護主義必然是未來國際貿易間發展的趨勢。在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工業的發展取決于國內市場的規模,誰擁有了最大的市場,誰就可以在未來的競爭中占據制高點。因此,英國必須同自治領建立關稅上的特惠。

除了從整體上闡述建立帝國特惠的必要性,歷史學派還從工業保護主義的角度重新演繹和解釋了食品稅、傾銷、無形貿易等問題,從理論上賦予了關稅改革正當性。根據自由貿易理論,每夸脫2先令的小麥稅要由英國的消費者來承擔。然而,歷史學派宣稱,稅收和谷物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聯系。從19世紀中葉到70年代的前半段,谷物的價格一直維持在57先令上下。[21]從外部市場的供給來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農產品產量過剩的時期,而英國是國際市場上小麥等農產品的最大買家,無論是沙俄、印度還是阿根廷都希望可以在英國的谷物市場上同美國展開競爭,這就決定了谷物價格的上漲將由賣方承擔大部分。[22]阿什利估計,如果每夸脫的谷物被加稅2先令6便士,那么英國人最多承擔其中的1先令6便士,這種小麥價格的輕微變化會使面包的售價上漲不超過0.5便士。[23]歷史學派認為,無形貿易的繁榮是不可以持續的。以航運業為例,通用的慣例是由商品的出口國和進口國的船只來運送貨物。進入19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的航運業已經出現了頹勢,而這種趨勢在那些實行了工業保護的國家表現得最為明顯。1891年,世界貿易中57%的貨物是由英國商船運送的,1894年這一占比是52%,1896年進一步降至50%。[24]1896-1900年間,世界貿易的總量在增加,然而,由英國船隊所運送到美國、法國等工業國家的商品總量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1896年,由英國運送到德國和意大利港口的貨物總量為35.5和40.5千噸,1900年時,這兩個數字降為26.9和19.6千噸。[25]隨著美國和德國工業的進步,他們早晚將取代英國,成為新的航運業霸主。阿什利指出,相比有形貿易的興起和衰落,無形貿易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這才使很多人產生了自由貿易會促進航運業發展的想法。19世紀后期,隨著鋼鐵、電力、煤炭、汽車的興起和發展,大規模生產應運而生。這種生產方式強調規模,歷史學派稱其為“回報遞增型行業”。[26]由于固定投入(廠房、機器)在資金投入中占據最大的份額,因此出售的產品數量越多,產品的價格就會變得越便宜,相應地,產品也就在國際市場上更加具有競爭力。因此,帝國不再是經濟上和財政上的負擔,而是未來英國在工業中制勝的法寶。在自己的書中,阿什利轉引安德魯·卡耐基的話“日產鋼鐵10000噸帶來的利潤是100噸完全無法比擬的?!保?7]控制帝國市場將幫助英國降低生產成本和銷售價格,重新奪回工業霸權。休因斯則指出,在無數次的對外傾銷過程中,美國的鋼鐵業非但沒有破產,反倒取代英國成了世界上第一大鋼鐵生產國。[28]就這樣,歷史學派站在保護主義的角度,對于當時很多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給出了同自由貿易者截然相反的答案,為關稅改革運動提供了合理性解釋。

對于歷史學派的帝國特惠學說,英國當時古典經濟學泰斗級的人物埃奇沃思評論說:“《關稅問題》一書,提供了很多令人信服的數據。然而,我無法認同本書作者對于保護主義的很多贊揚。因為他有刻意選取某些數據,而又刻意回避掉另外一些數據的嫌疑?!保?9]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德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發展》中。有經濟學家指出,“有關德國工人工作時間的數據并不全面,這就回避了一個事實,即工資的增加是工作時間不斷延長的產物。此外,房租和房價的數據被忽略了。實際的情況是,由于房租和房價的高企,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并不如阿什利所講的那樣明顯?!保?0]另一位經濟學家凱文則指出:“如果食品稅真的如歷史學派所說,幾乎不會對食品價格產生影響,那么,英國將如何使來自自治領的農產品在英國市場上獲得更多的份額呢?”[31]在筆者看來,雖然歷史學派有刻意美化工業保護主義的嫌疑,但總體而言,他們確實提供了一種適合于關稅改革運動的保護主義學說。對于張伯倫和關稅改革運動而言,這種理論恰逢其時。1903年,在寫給阿什利的信中,張伯倫說:“你的研究方法非??茖W,對此,我樂見其成”。[32]

03

在為關稅改革運動提供科學的、系統的理論支持的同時,歷史學派的帝國特惠思想也對張伯倫本人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休因斯的半自傳中,他寫道:“我和他之間經常有些討論,我總是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張伯倫?!保?3]“在關稅改革委員會成立前的六個月,我每周會搜集整理出報紙上那些抨擊關稅改革的言論,并附上答案,然后交給張伯倫?!保?4]埃默里的某些回憶也佐證了海因斯對于張伯倫的影響。他說:“在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張伯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閱讀這些主張“貿易保護”的經濟學家的文章并做了大量的摘抄。在紙張的空白處,很多地方被他做滿了標注,時不時地,他還會同休因斯進行討論?!保?5]

毫無疑問,在同張伯倫之間展開的一次次的面談中,歷史學派對張伯倫的思想產生了一些影響。然而,這些影響模糊而寬泛,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幸運的是,在張伯倫的檔案中,保存下了部分有說服力的證據。1903年5月19日,在寫給阿什利的信中,張伯倫表示自己正被幾個跟食品稅有關的問題困擾著,這些問題主要集中于食品稅和谷物、肉類、面包、貧困人口數量等因素之間的關系。[36]而阿什利也通過自己的書籍來回應。在格拉斯哥,張伯倫指出,對肉類而言,英國消費者僅需承擔九分之二的稅收;對谷物而言,是四分之一。[37]在紐卡斯爾,張伯倫發表了題為《谷物的價格》的演講,他告訴在場的聽眾,食品的價格是由供求決定的。在一個供大于求的市場,大部分由稅收所帶來的價格上漲,將由生產者來承擔。毫無疑問,這其實是歷史學派在谷物問題上的一貫態度。在普來頓,張伯倫不但再次就谷物和價格、就業問題發表演講,還正式地向幾千名聽眾推薦了阿什利著作。他說:“對于食品征稅將會給你們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我論述的并不充分和具體,我推薦大家去看下阿什利教授的《德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這是部公正而權威的著作。雖然我不確定在現在的情況下,德國工人和英格蘭工人誰的生活狀況會更好一些,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自從重新設立了關稅以后,德國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非常顯著的提高”。[38]

1903年7月,在寫給休因斯的信中,張伯倫轉引了德文公爵和自己通信的部分內容。在信中,公爵寫道:“有個問題想要和你討論,由無形貿易的收益來彌補有形貿易中的逆差,在我看來沒有什么不妥,當然,對于可能由此產生的財富集中問題我也有一點點擔心?!保?9]張伯倫告訴休因斯“這種說法一定是有問題的,但我不確定該如何回答?!保?0]幾天后,張伯倫給公爵回信說,“相比于來自海外投資的收益,我更主張可以將這些錢投資在國內:這樣既可以為工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他們的工資又可以減少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緩和階級矛盾?!保?1]可見,在張伯倫關稅思想的形成過程中,歷史學派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把這種影響放在整個關稅運動中,它所起到的作用卻又是比較有限的。阿什利曾表示:“那些認為我對張伯倫產生了很大影響的說法,在我本人看來,實在是過分的抬舉。實際上,經濟因素并不是他考慮的首要因素。一直以來,在他背后都有一股政治勢力在影響著他。很多次,在向我咨詢之前,他早已有了自己的決定。如果我的意見恰巧被采納,那也只是碰運氣而已?!保?2]

04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肯定的是,歷史學派的帝國特惠思想對于這場運動和張伯倫本人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那么,張伯倫是否也深刻地影響了歷史學派和他們的學說呢?在筆者看來,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關稅改革為歷史學派學說的傳播提供了平臺。從19世紀70年代末到20世紀初,英國不斷出現工業保護主義思潮,但都未在社會上產生重大的影響。1879年,面對著美國、德國等國家不斷上調的關稅,查爾斯·湯善森(Charles H.Thompson)指出,財富并非衡量一國繁榮的重要指標。他建議英國人建立有條件的工業保護性關稅,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在關稅問題上獲得更多的跟其他國家討價還價的資本。[43]到了80年代,法伊德發展了法克韋特的學說,他指出:“工業的前景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應當對來自帝國外的工業品施以10%的關稅,同時減少現有的糖類、咖啡、茶類等稅收?!保?4]在這種思想引導下,還出現了一場公平貿易運動。19世紀90年代初,第四代鄧雷伯爵(Windham Quin溫德姆·奎因)認為,未來的世界是帝國時代,英國必須考慮通過商業聯合來加強帝國間的聯系。他提議對來自帝國外的所有農產品征收10-15%的關稅。[45]在奎恩的設想中,食品稅的稅率應該是波動的,是同食品價格直接掛鉤的。食品的價格越高,則稅率越低,反之亦然。然而,這些思想在當時幾乎沒有產生什么影響。1900年,休因斯開始在倫敦政經學院宣傳帝國特惠思想,雖然這種宣傳引起了德國經濟學家古斯塔夫·施穆勒和德國財政大臣的重視,但在當時的英國幾乎無人問津。[46]阿什利則因為自己的保護主義立場,幾次申請牛津和劍橋的職位不果,直到1901年才重新回到英格蘭。張伯倫是否資助了歷史學派,筆者無法考證,但可以肯定,隨著關稅改革運動的發展,相關著作進入了高產期。在報刊業,張伯倫的幫助是非常明顯的。憑借著張伯倫的影響力,由伯恩漢姆(Burnham)男爵創辦的《每日電信》(Daily Telegraph)、亞瑟·皮爾遜(Arthur Pearson)控制的《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阿爾弗萊德·哈斯沃斯控制(Alfred Harmsworth)的《每日郵報》,甚至《泰晤士報》也由于主編莫布利·貝爾(Moberly Bell)和張伯倫之間的良好關系而對帝國特惠思想大開綠燈。[47]張伯倫發表《伯明翰宣言》的第二天,休因斯寫信給《泰晤士報》,希望該報可以將他已經搜集和整理的有關德國實行保護主義后的諸多情況刊登出來,他的要求被拒絕了。但半個月后,貝爾親自向休因斯發出了邀稿,而擬刊登的文章數量也從最初的6篇增加到16篇。[48]此后,歷史學派就不斷將報紙作為自己的宣傳工具,據不完全統計,僅1903年和1904年間,歷史學派在《泰晤士報》發表的文章數就超過30篇。

在通過自身的影響力幫助歷史學派傳播思想的同時,張伯倫還使這種學說成了為關稅改革服務的工具。歷史學派的帝國特惠思想也因此而具有了濃厚的張伯倫色彩。1903年6-7月間,休因斯和張伯倫之間有過兩次面談,主要議題是商定海因斯即將在《泰晤士報》所發表的文章的內容。休因斯回憶說:“他就具體的寫作思路和內容同我進行了討論,而我在寫作中也盡量遵循他的意見?!保?9]在成稿的16篇文章中,不但闡明了休因斯本人的帝國特惠思想,還包括了作者在帝國問題上對于羅斯伯里伯爵(Earl of Rosebury)和高慎爵士(Lord of Goschen)等重要的政治人物的批判和質疑。[50]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阿什利身上。1903年8月15日,14位非常出色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在《泰晤士報》發表聲明,堅稱英國必須堅持自由貿易制度,否則國家將走向歧途。[51]19日,在給阿什利的信中,張伯倫寫道:“我懷疑這些人可能得到了高慎的支持,因此,你必須做出反擊?!保?2]接下來,阿什利等人也在《泰晤士報》發表聲明,稱“那份《教授宣言》并未參考他們的意見,因此無法代表所有的英國經濟學家。帝國特惠是英國未來最好的出路?!保?3]

除了報紙,在正式出版的相關書籍中,張伯倫的影響也很明顯。在1903年11月的一次議會辯論中,約翰·莫利(John Morley)稱“《關稅問題》一書的作者是為了迎合權力中心的意志而成書?!保?4]埃默里則認為“《關稅問題》和《德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發展》都是應張伯倫的要求完成的,而且張伯倫還為它們提供了基本的寫作框架”。[55]雖然歷史學派是自己思想的主要建構者,但由于張伯倫在整個關稅運動中的重要地位,他的建議一直被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并被明確地表達出來。1903年九、十月間,阿什利和張伯倫曾就《關稅問題》的部分內容進行討論。10月24日,在給阿什利的回信中,張伯倫寫道:“在任何公開和私下的場合,我從未向你表示過應該將帝國經濟問題和帝國防衛聯系在一起,我預感,這樣將會帶來更多的麻煩。還須提及一個重要問題,對于加拿大和英國之間未來在鐵路和運輸方面的合作,我目前沒有任何想法?!保?6]此后,在成書的《關稅問題》第二版中,上述兩個問題均未被提及。準確地說,在關稅運動中,歷史學派和張伯倫之間是合作的關系,雖然在這種合作中,張伯倫一直牢牢地占據著主動權。他扶植歷史學派,主要是為了將這一學派的帝國特惠思想變成自己用來對抗自由貿易者的武器。而歷史學派也借助這樣一個契機,讓自己的學說得到更大的關注。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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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的關稅改革是一場意在改變英國自由貿易制度的運動。能否讓民眾重新接受保護主義,是這場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此,對帝國特惠思想的宣傳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這場運動是在沒有系統和嚴密的理論指導下發生的,尋找一種科學的、系統的、可以同自由貿易理論相抗衡的學說,就成了這場運動能否開展下去的關鍵。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倡導以帝國為單位,實行工業保護主義的經濟學家和他們的帝國特惠理論就漸漸地登上了歷史的舞臺。經歷了關稅改革的洗禮,帝國特惠思想獲得了不斷的豐富和完善,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科學的理論,并在帝國特惠制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而戰斗在推廣這種理論最前沿的諸位經濟學家,也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學派-歷史學派。運動的發展呼喚理論的指導,理論也在實踐和傳播過程中顯示了蓬勃的生命力。雖然1903-1906年的關稅改革最終失敗了,但帝國特惠思想并沒有就此消失,它仍然與時俱進地進行自身的充實和完善。作為宣傳關稅問題最出色的作品,從1903到1920年之間,阿什利的《關稅問題》一書先后經過五次修訂和再版。而休因斯在此后更是進入政界。他于1909年當選議員,10年后開始擔任英國殖民問題的副國務卿。從1926年開始,他作為奧斯丁·張伯倫的首席顧問,參與了整個的帝國特惠談判。經過30年的發展,歷史學派的帝國特惠思想逐漸獲得了與自由貿易理論相抗衡的力量,并取而代之。張伯倫和歷史學派的活動為1932年《帝國特惠法》的實施奠定了基礎。

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圖片來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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