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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寫出了最暢銷的歷史書,卻留下一個無法回答的尷尬

文學好書榜2020-09-06 07:10:31


說起最著名的歷史著作,十有八九,會有人提及《萬歷十五年》。在黃仁宇之前,我們不知道歷史還可以這樣寫,它似乎只能在象牙塔之內乏人問津;但黃仁宇之后,不僅明史走入了公共閱讀的視野,整個歷史學都在大眾范圍內引起一場又一場關注熱潮。與此同時,圍繞著黃仁宇史學觀及治學方法的各種爭議也接踵而來。18年前,黃仁宇因突發心臟病去世。我們在這個日子來跟大家聊聊黃仁宇,不僅是一個功成名就的黃仁宇,還有留下諸多爭議的黃仁宇。(本文首發于新京報書評周刊,此為修改版)





文|人文社

編輯|周郎顧曲


黃仁宇把自己活成一個現象,或者說是一個傳奇。他本來是單純的學者,安居象牙塔,但過了六十歲,由于太久不出新書,考核不達標,他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學術之路拉響警報??墒?,人生大起大落,令紐普茲分校沒想到的是,第二年,黃仁宇就出了一本新書,書名《萬歷十五年》,一經問世就洛陽紙貴。從此以后,他的每一本書都成了暢銷讀物,有人崇拜他,還籌辦了"黃學研究會",并申請創辦《黃學研究》學術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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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有很多巧合和趣事,這種巧合甚至貫穿生死。黃仁宇于2000年1月8日離世,坊間傳聞:那一天他去看電影,突發心臟病。在通往電影院的路上,黃仁宇笑著對夫人格爾說:“老年人身上有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拋棄軀殼,離開塵世?!辈幌胍徽Z成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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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黃仁宇是大名鼎鼎的歷史大師,但在史學界,黃仁宇更像一位“旁門左道”,國內主流的明史專家并不太采納他的看法,甚至有人專門分析黃仁宇的作品硬傷,批評他的治學態度。生前身后,黃仁宇譽謗一身,如今,當我們回顧這位歷史學家,剝開漫罵與追捧,理性看待他的作品和爭議,也許會對后人更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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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

現代性的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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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本身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被史學大家余英時稱為“奇俠”式的學者。有生之年,他留過學、參過軍、當老師、做學問,一本《萬歷十五年》,讓他被譽為最會講歷史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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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立志成為歷史學家,與父親的遭遇有關。他的父親來自湖南一個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動亂讓父親厭惡革命,最終只是在時代的夾縫中茍活幸存。黃仁宇曾說:“他(父親)讓我自覺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這樣的背景讓我看清,局勢中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我不需要去對抗早已發生的事?!?/span>


做學問后,黃仁宇主攻明史。早在1974年,他就寫了本《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黃仁宇在那本書中指出:明代財政注重形式,但官僚體制和老百姓之間缺乏法律和經濟的聯系,因此無法建立有效的稅收體制。這本書的觀點影響了《萬歷十五年》的寫作,沒有這本書,就沒有《萬歷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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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萬歷十五年》外,黃仁宇比較賣座的書還有《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在這些著作中,“大歷史”是一個屢被提及的詞。黃仁宇認為:惟有大視野才能見到大歷史,整個中國的歷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系??偟膩碚f,“大歷史”是要求學者從宏觀視野去把握歷史,不拘泥于細枝末節,在世界歷史的圖景中去訴說特定朝代的更替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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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學者,黃仁宇推崇高度的理性計算精神。在治學方法上,他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在比較的基礎上進行對比分析。這在《中國大歷史》中尤為明顯。某種程度上,《中國大歷史》與《萬歷十五年》的思路是一以貫之的,黃仁宇站在批判的角度來看待農耕社會和中國歷朝歷代的興衰,這其實是西人研究中國史的典型思路,在他們看來,不同社會形態、經濟體制的確有落后和先進之分,后者往往會被美名為“現代型”或“現代性”,而前者的代表就是中國的農耕社會和封建政體,《中國大歷史》要講的就是“現代型的經濟體制與農耕社會的沖突”。



《長沙白茉莉》

作者:??[美] 黃仁宇?

譯者:?宋碧云?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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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歷史著作外,黃仁宇還有一個寫小說的愛好,他曾用筆名“李尉昂”發表小說?!躲昃垑簟?、《長沙白茉莉》等就是他的小說作品。如果不做學問,黃仁宇估計會成為一位勤勉的小說家,但他的小說寫得不如歷史書出色,說教的部分太多,語言仍具有明顯的“史學腔”,在駕馭人物上也缺乏細膩,不像在寫小說,倒像是一位史料講解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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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法上,黃仁宇模仿了明清話本和民國通俗小說的路數,披掛著硬朗的理性外殼,骨子里卻有些鴛鴦蝴蝶的溫柔。他自認是一個有浪漫情懷的人??梢粤x無反顧地追一個姑娘,也能在抗爭爆發時就勇敢參軍。他愛出風頭,喜歡體驗戰士的感覺??箲饡r,他身為總司令部的人員,偶爾會冒險一探無人地帶,哪怕這對戰事沒有多少助益,而當中國軍隊在隘口附近折損兩輛輕型坦克,他還冒險觀察被日軍燒毀的坦克?!坝檬种赣|摸被點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span>


1587

從“沒有意義”到“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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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黃仁宇,還是繞不過產生巨大影響的《萬歷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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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過去了,這本書仍暢銷不絕,分析這個現象,不是一句“寫法新奇”就可以打發掉。1587年表面平靜,卻發生了一些影響深遠的事情。這是萬歷登基的第十五年,是申時行擔任內閣首輔的一年,也是清官海瑞、武將戚繼光去世的年份,黃仁宇認為——這是大明王朝的轉折年。1587以后,大明朝已經走向死路。



《萬歷十五年》

作者:??[美] 黃仁宇?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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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過去研究明朝的著作相比,《萬歷十五年》避開了繁冗的史料鉤沉,而是以幾位人物的生活片段引出作者的觀點。書中,萬歷不滿于自己所有事情都被繁文縟節制約;申時行每天都在進行煩悶無聊的工作;戚繼光走向生命的盡頭;李贄則面臨一個王朝的絞殺。1587年,文官階層糾結于雞皮蒜毛的瑣事,統治機構則小心維持著僵化的道統。黃仁宇認為:明朝失去了國家管理的關鍵:技術。同時,這個政權在中后期過度重視道德而輕慢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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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申時行(編者注:明代著名大臣)的命運可以看出這一點。此公主張和諧少事、信奉儒家經典、強調以德服人、以德量人。他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么調和各級官員的爭論,久而久之,他成了調解員,卻無法像張居正那樣改善官僚的辦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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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申時行想要平衡文官集團和皇帝的關系,和諧少事的苦心經營卻并沒換來同僚的理解。最終,次輔許國公開了他與萬歷皇帝的一封通信,申時行徹底失去了文官集團的信任,他只能辭去首輔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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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道德輕法制和技術,到頭來因為莫須有的德行問題黯然離去,申時行恰恰是被自己維護的體系給趕出去了。在這個體系里,評判一個官員的最高標準,是道德是否完備,而不是技術是否先進、程序是否合理。調解的標準,也不是誰的論點更合理,而是論者的道德是否高尚。官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風評,一方面不敢任用技術人才,一方面巴結名士,給自己博一個好名聲。


《萬歷十五年》英文版

版本: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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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申時行形成對比的是海瑞和張居正。海瑞不只是一個道德楷模,他有不錯的辦事能力和執行力。主政地方,他抑制豪強、疏通河道、推行一條鞭法,以舉人出身在明朝做到中央官員。海瑞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燃燒著巨大激情,為了自己心中的清平盛世孜孜奮斗,他要用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去反對現實生活中自己看不順眼的一切??珊H疬@個人悲劇在于:世人只把他當道德符號,而不看重他的技術能力。到他死的時候依然如此。萬歷十五年,海瑞去世?!氨彼械墓賳T哀悼他,連皇帝也親自寫祭文哀悼他?!比纭洞竺魍醭?566》的作者劉和平所說:“他們哀悼的不是一個人的故去,而是一種精神象征的隕滅?!?/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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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比海瑞更有政治本領,他反對用道德代替技術,主政十年,他重用技術人才,可為此經受了巨大的壓力,死后慘遭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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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被切割,文官集團決定拿張居正的私德做文章。張居正試圖以一己之力提高官僚集團的技術,用一套世俗的行政效率來解決大明朝的問題,卻忽視道德在保守官僚心中的分量,于是被群起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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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推動他的改革,他用的是巨大的權力,可在制度上,張居正缺少變更,這讓他的改革果實難以保留。而且,張居正不但要面對保守文官道德上的苛責,還要面對皇權的反撲。所以,張居正死后,明朝政治重回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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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場之所以會形成用道德代替技術的風氣,與當時的文化有關。有政治學者曾指出:中國政治文化歷來是一種“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它異于西方“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文化決定了政治生態,明朝也不例外。明朝是一個理學風氣盛行的時代,表面上以儒學為本,卻有兩大力量交織和沖突,一個,是信奉程朱理學的保守官僚,一個,是推崇陸王心學的新興官僚。但無論何者,都對個人道德有很大要求,加上帝制時期的中國,本來就有濃厚的人治氛圍,歷朝歷代,號召德治天下、孝治天下,于是,明朝官僚重道德輕法制也就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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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理性看待黃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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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暢銷伴隨的,是巨大的爭議,史學界對黃仁宇作品及其大歷史觀的批評早已有之。最大的爭議,是黃仁宇對“歷史分析”的文學化。黃仁宇在記敘一個歷史人物時,可以洋洋灑灑、滔滔不絕,但多形容、少依據。比如寫《萬歷十五年》,講到申時行、海瑞、張居正這些人物,黃仁宇費了不少筆墨寫他們的“心態”、“行為”,可這種揣測依據在哪?他并沒有提供,這是歷史研究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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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匿于大歷史觀下的是黃仁宇“重判斷,輕解釋”。黃仁宇是一位造詞高手,“大歷史觀”、“洪武型財政”、“數字化管理”是他愛講的詞,但他往往推出了新詞,卻解釋不足,讓人云里霧里,使得主流學術界很難接受。學術界并非不允許新的觀點,比如仇鹿鳴對三國歷史的研究,他提出“司馬懿并非儒家大族的代言人”就是對陳寅恪觀點的“異議”,這個“異議”建立在詳細的論證和對最新史料的把握上,所以,仇鹿鳴的觀點很快被史學界接受。


除了知乎、豆瓣的網友,學術界也不乏批評黃仁宇的文章。比如萬明的《16世紀明代財政史的重新檢討——評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朱曉鳴和易承志的《歷史的邏輯與<萬歷十五年>——兼論其中的某些疏漏》以及潘叔明和許蘇民的《<萬歷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讀》。他們主要批評了黃仁宇引用史料的錯漏。其中,潘叔明和許蘇民有一個很尖銳的看法,他們認為:黃仁宇的學術偏見是——像中國這樣的社會,根本不可能產生任何新經濟、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現代化”。


《中國大歷史》

作者:??[美] 黃仁宇?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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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黃仁宇的學術態度與他的人生流向密不可分。這位浪漫而張揚的湖南長沙人,早早接受了美國的學術訓練,又直觀感受到那一時期不同社會生態中截然不同的風貌,這使得黃仁宇積極擁抱現代性,強調技術與法制的作用,而對農耕社會與宗法傳統持以批判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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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爭議,黃仁宇沒有回避,他不斷重申和補充自己的“大歷史觀”,《大歷史不會萎縮》等著作和講稿集里就有他的回應。他首先反對把歷史人物從具體語境中剝離,輕率地進行道德判斷,所以他說:“中國人重褒貶,寫歷史時動輒把筆下之人講解成為至善與極惡。這樣容易把寫歷史當作一種抒情的工具?!蓖瑫r,他主張把局部歷史納入整個大歷史的生產演變中,觀察者介入歷史進程的同時,把握歷史中的空間互動和故事性?!度f歷十五年》等著作就是他這一系列觀點的實踐,戚繼光被從“抗倭英雄”的語境中拿出,海瑞也不只是一個道德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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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大部分人肯定了黃仁宇的敘述魅力和他對明史傳播的巨大推動作用。


吳思說:“我讀過四遍《萬歷十五年》。1986年初讀的時候,只覺得寫得好,說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卻說不出來,但覺汪洋恣肆,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边@種汪洋恣肆是黃仁宇講述歷史的特點,他總是站在高處,試圖將歷史的肌理紋路娓娓道來,讀他的書,縱橫捭闔的氣息撲面而來,哪怕觀點不同,讀罷仍會享受。黃仁宇在歷史敘述的貢獻或許更大于他本身的歷史觀點,他開辟了一種別開生面的書寫方式,市場的反饋證明其行之有效。八十年代初,中華書局出版了中文版的《萬歷十五年》,初印的2.5萬冊一銷而空。直到今天,這部作品仍十分流行。


《黃仁宇全集》

作者:??[美] 黃仁宇?
版本:?九州出版社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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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重新回顧這些爭議,為的不是對逝者橫生指責,而是重新審視作品及所謂的“黃仁宇現象”。盡管存在錯漏,但黃仁宇的作品仍為學術界提供了“走出去”的啟示。學術研究不是閉門造車,學術寫作也不必拘泥于陳腐形式,如果說黃仁宇有何過人之處,那就是他的寫法兼顧了少數的精英與非專業化的讀者,證明枯燥的史料也能轉換為引人入勝的生動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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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黃仁宇在著作中高度肯定數目字管理,認為數字化商業社會是比農耕社會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但黃仁宇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辭退恰恰由于“精密的數目字管理”。他的“業績點”(FTE)不達標,治學思路也不符合現代性學術生產所推崇的“專業分工”。對一位學者而言,被辭退是一個巨大的挫敗,這也是黃仁宇一生的難言之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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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更“進步”的社會形態將自己趕出門外,到底是自己的問題,還是這個“進步”也要打上巨大的問號?更何況,那個黃仁宇在著作中高度推崇的計算理性時代,我們已經親眼目睹。電腦、手機、大數據、云計算,再沒有哪個時代比當下更推崇“計算”、更高度分工,知識分子被哺育為專家,城市市民用工具理性打量走過的每一個人,我們甚至可以預言自己的未來,賽博朋克的智能世界不是幻想。但在這個時代,黃仁宇所擔憂的問題解決了嗎?黃仁宇已經離開,他無法解答這個問題,但這是我們時代的難題,也是今人治學應該反思的困境。


附: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序言:《本書和作者》


黃仁宇還是青少年時,夢想成為拿破侖。數年后他發現自己在蔣介石的軍隊中擔任下級軍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餉十二元,但如果攜帶一挺輕機關槍投奔附近山頭的土匪,每人卻能領到七千元。情勢如此,黃仁宇無法成為軍事英雄也不足為奇了。

他之后去過印度及緬甸。在本書中,西方世界的讀者將有第一手機會了解,史迪威將軍的美國幕僚群及中國野戰部隊之間如何進行惡意競爭,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觀察。我們的作者就在現場。

對日抗戰勝利后,黃仁宇前往東北,見識到林彪的“人海戰術”。麥克阿瑟七十大壽時,黃仁宇代表蔣介石去送禮:象征長壽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臺北之行中,黃仁宇和長官陸軍中將朱世明卻差一點被監禁,因為謠傳朱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不過,直到今天,黃仁宇對蔣介石仍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對毛澤東有一定的敬重。

本書作者畢業于美國堪薩斯州雷溫烏茲要塞陸軍參謀大學,從國民黨軍隊退伍后,到安亞堡(AnnArbor)做按日計酬的工作,一邊攻讀密西根大學的博士學位。三十年來,他毫不間斷地研究歷史。他在數所重要學府做過博士后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劍橋。他還出版過數本著作,發表無數的文章。他的《萬歷十五年》兩度提名美國國家書卷獎(AmericanBookAwards),已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譯本即將問世。

在中國歷史的學術研究方法上,黃仁宇博士不同于西方大部分的學者。他認為,西方式的學院分工方式無法適用于中國文化的綜合研究,因此,西方觀察家通常不是將中國視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實上,中國兩者都不是。為了獨排眾議,黃仁宇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

中國出了什么問題?黃仁宇會告訴你,中國是“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龐大官僚體系,底層是沒有明顯差異的農民。他在本書中解釋,這是地理因素及歷史原因使然。至于補救之道,他建議“加強中間階層”,尊重農民階級的財產權,因為到目前為止,后者都是看各黨派的臉色。

黃仁宇在中國大陸及臺灣還有許多朋友,其中有些位居高層。他勸他們從歷史深處去探討他們的問題所在。中國人可能要像橋牌選手一樣,祭出高明的策略。

至于刻下東方與西方的沖突,本書敦促雙方的公民停止自認道德優越,轉而接受事實,了解“兩個不完美的系統”都面對共通的“巨大數學問題”。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通常來自于目的論的見解,將歷史解釋成三個步驟的直線發展:過去、現在及未來。這種干凈利落只適用于受限的視野或當地的事件。在“大歷史”中,作者必須想象我們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偉大的領袖,也只能在彎曲的小徑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動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大戰爭只是啟動大規模的地緣政治趨勢,使好戰分子最初的軍事目的顯得無關緊要。然而,即使如此,黃仁宇堅決否認自己是目的論者或是哲學家。他是不折不扣的歷史學家,但不是理想派,而是實務派。他引用康德的話指出,沒有人可以自認了解“物自身”與“不可知”。但他也引用普利茅茨殖民區(PlimothPlantationin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領法案(HomesteadAct),甚至在紐普茲(NewPaltz)的休京拉移民(Huguenotsettlers),以說明他的觀點。本書充滿了趣聞軼事。

黃仁宇的文字有時接近于自白。他承認自己最初被教導恨英國人,后來恨日本人,再后來是俄國人,但最后他全部與他們為善。在所有的人士中,他將他目前的心平氣和歸功于東北的俄國大使館館員,因為后者阻止他槍決一名行竊的中國士兵。

本書究竟是一本規模非凡的自傳,或是以外射螺旋格式寫出的第一本大歷史,讀者可以自行決定。毫無疑問的是,作者傳遞給我們他脫胎于悠久文化的壯闊史觀,即使他對此文化不無批評之處。作者的文字淺顯明白,就算毫無背景的人也讀得懂。也許就是因為如此,約翰·厄卜代克(JohnUpdike)才形容他的文筆仿佛具備卡夫卡的夢幻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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