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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我的學術自傳與讀書心得

漢字學微刊2020-09-06 1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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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劉慶柱,男,1943年8月生于天津,籍貫河南南樂。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成員、歷史學部主任、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犊脊艑W報》、《考古學集刊》、《中國考古學》(英文版)主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考古學學科評審組專家。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成員,國務院《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災志》編簒委員會委員。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委員。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享受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古都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德國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

  主要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學和秦漢考古學。主要學術成果:先后參加并主持秦都咸陽遺址、西漢十一陵、關中唐十八陵、秦漢櫟陽城遺址、西漢杜陵陵園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等考古勘探、發掘。已出版考古學???、專著、論文集十余部,論文二百五十多篇。


我的學術自傳與讀書心得

劉慶柱

我出生在天津,上中學時,因為對文史知識的興趣,使我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那時候北大的學習環境很輕松,讀書的時間很多,圖書館的圖書很豐富,可以隨心所欲地選讀自己喜歡的書籍,通過讀書“解疑釋惑”。當時除了讀文史方面的書籍以外,還讀了一些中外著名學者的哲學、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如馮友蘭、侯外盧、黑格爾、叔本華等的著作?,F在看來,這些對我以后的考古研究有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方法論”方面更是如此。對于科學研究而言,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而哲學恰恰使我在科研工作中走近了“方法”、學會了“制造”“方法” !



  

北大歷史系是入學第二年選專業,我選擇了考古專業,從此我就走上了一生為之奮斗的漫漫考古之路!

  田野考古是現代考古學基礎,幾十年來我參加并主持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項目主要有:秦咸陽城遺址、唐長安城青龍寺遺址、秦漢櫟陽城遺址、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漢長安城遺址、秦阿房宮遺址及西漢十一陵和唐代十八陵等。

  20世紀70年代,我參加并主持了秦咸陽城遺址考古勘探與發掘,在學術界首次繪制出秦都咸陽遺址布局形制平面示意圖。通過對秦咸陽宮一號、三號宮殿遺址發掘,揭示出中國歷史上時代最早、級別最高的高臺宮殿建筑遺址及其宮殿建筑壁畫,它們在中國考古學史、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國美術史上均具有重要學術意義。中國古都學會秘書長李令福教授在其幾年前發表的《論秦都咸陽的城郊范圍》論文中,論及秦都咸陽研究學術史時指出:“劉先生(劉慶柱)的研究成果是秦都咸陽研究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歷史文獻作相對界定的傳統史學模式,把考古資料與文獻考證相結合,首次明確了秦咸陽城的四至范圍,并標在圖上,基本達到了定量化。其后的中外學者相關論著幾乎毫無例外地皆是引用劉先生的觀點和地圖?!?br>



  八十年代初,考古所計劃讓我負責西漢長安城遺址的發掘工作。古代都城是古代國家的政治統治中心、經濟管理中心、軍事指揮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都城是國家的縮影,古代都城遺址是考古學中的重大課題,我們俗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是中國考古學的“龍頭”。古代都城遺址田野考古如何開展、技術路線如何制定、學術切入點如何選擇、當前工作與長期規劃如何協調等等,這些都是必須全面、深入研究的。雖然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近百年,實事求是講,當時中國考古學界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參考。對于像漢長安城遺址這樣的考古學上“龐然大物”,如何組織田野考古工作的實施,是個很復雜的學術問題。于是我考慮到,戰國秦漢時代流行“視死如生”喪葬觀與“造陵墓若都邑”的作法,而帝王陵墓相對都城而言,其規模要小的多了!于是我就計劃在開始進行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之前,首先選擇一座同時代的帝陵作為都城的“模型”開展考古工作,以期通過帝陵考古,從另一個側面了解一些當時的都城規制。



  西漢一代有十一座帝陵,到底選擇那座帝陵開展考古工作?有人提議我選擇漢武帝茂陵,我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因為在我看來漢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漢代最有作為的皇帝,其陵墓肯定規制宏偉,開展漢武帝茂陵的考古工作,一定會有社會轟動效應。但我認為規制宏偉的漢武帝陵墓,并不是漢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為它超逾“常制”??茖W研究對象的“代表性”、“典型性”是遴選田野考古對象的主要依據,于是我決定選擇漢宣帝杜陵作為田野考古及學術研究的對象。因為漢宣帝被稱作西漢王朝的“中興”皇帝,他的陵墓更能反映漢代帝陵的“常制”,從制度層面來說也更具代表性、典型性。

  決定以漢宣帝杜陵為考古對象以后,關于杜陵田野考古的“技術路線”設計實施成為關鍵問題。按照常規,墓葬考古就是發掘墓中的遺物,而且不少人所關注的也是墓中能夠出土什么“寶貝”。漢代厚葬成風,按照西晉人索琳的說法,漢代皇帝即位后第二年便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貢賓客,一貢山陵”。漢代帝陵之中隨葬品之多更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對于考古學研究而言,不同的遺跡、遺物,在不同的學術研究目的上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在不同科學研究課題中的“權重”也是不同的。我選擇帝陵開展田野考古研究的重要學術目的,是要探討“陵墓”如何“若都邑”,因此探索、解決西漢時代帝陵在那些方面能夠集中體現出其“若都邑”的特點,才是這項考古研究工作的關鍵。只有明確了學術目的,為達到研究目的而準確選擇了研究對象,才能使科學研究工作順利進行、科學研究目標順利實現。秦漢時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時期,國家政體從“王國”發展為“帝國”,作為“帝國”縮影的都城及都城縮影的帝陵,無疑與“王國”縮影的都城及都城縮影的“王陵”有著巨大的不同,“帝陵”與“王陵”二者的不同是不同“政治時代”、不同“政體”所決定的。而這種不同的“物化載體”表現形式,對于“帝陵”而言主要是通過地面陵寢建筑的“外向”發展表現出來的?!傲陮嫿ㄖ奔捌渲械幕顒?,是秦漢時代的“陵墓若都邑”之集中體現?;趯W術研究提出的這樣學術設想,我一改傳統的帝王陵墓田野考古理念,把漢宣帝杜陵陵寢建筑遺址考古工作,作為考古發掘、研究的主要的對象。事實證明,這樣的科學“假設”、課題設計,使我們在中國考古學、中國歷史學上第一次詳盡、科學的揭示了漢代陵寢制度,解決了西漢時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園(包括門闕)、寢園(包括寢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廟在陵區的位置、建筑遺址的布局形制,填補了這一領域的學術空白,解決了許多文獻記載中語焉不詳的問題,通過帝陵陵寢建筑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加深了對漢長安城的理解。由于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考古的重要學術意義和多方面的學術突破,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人民日報》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發掘獲豐碩學術成果――西漢帝陵及禮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為題進行了詳細報道。



  鑒于秦都咸陽遺址和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考古發掘、研究所取得的多項創新科研成果,1988年這兩處文化遺產同時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八十年代中期,在基本結束了杜陵陵園遺址考古發掘工作以后,我開始參加并主持漢長安城遺址的考古工作。漢長安城遺址考古工作始于20世紀50年代中葉,它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地位。當這項考古工作的接力棒傳到我手中時,我既感到機遇難得,又感到學術重擔沉重。

  從 1985年開始,我們以漢長安城皇宮――未央宮遺址為重點,連續多年,先后勘探、發掘了未央宮及其前殿遺址、天祿閣遺址、石渠閣遺址、中央官署遺址、少府遺址、西南角樓遺址等。通過對皇宮――未央宮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提出都城、宮城、正殿的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皇權強化問題。隨后我主編的考古學專著《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出版),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屆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20世紀90年代初,未央宮遺址的考古成果,先后在《人民日報》和《人民日報》(海外版)在第一版報道,《新華社》、《瞭望》海外版對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考古成果發專稿或進行了深度的長篇報導。

  1997~2001年,經中國國務院特別許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發掘隊,對西漢長安城桂宮遺址進行為期5年的合作發掘。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批準的在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進行的中外合作考古發掘與研究項目,我作為中方領隊,與日方領隊、日本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所長町田章先生共同主持了桂宮遺址的考古勘查與發掘工作,我們圓滿完成了各項預定的科研項目,在中日兩國學術界及國內外諸多新聞媒體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我主編的考古學專著《漢長安城桂宮》(文物出版社,2007年)已經出版。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我開始對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理論、方法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先后發表了《漢長安城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研究》、《中國古代宮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的探索》、《中國古代都城宮廟遺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古代都城遺址布局形制的考古發現所反映的社會形態變化研究》、《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史述論》等論文,這些論文集中體現了我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方法與理論,我當時作為研究所領導,又將上述古代都城考古理論、方法研究的新理念在考古研究所的古代都城考古科研工作中實施。1994年11月,我主持召開了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術研討會,強調了都城考古的目的要明確,方法要準確,理論要正確。在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學術發展史上,這是一次有著重要意義的學術會議。這次研討會之后,作為國內主要從事古代都城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按照這次會議的精神,對以往都城遺址考古工作進行了認真總結和反思,尤其在先秦時代的都城遺址考古課題中,進一步突出了都城遺址的考古目的,提出都城考古構成的課題學術“要素”,以“要素”為田野考古“單元”,分析諸“要素”內在關聯,確定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都城遺址田野考古切入點及程序。強調在都城考古中要重視研究明都城布局形制及其變化,要研究布局形制形成與變化的原因,這種原因包括技術與社會兩個層面,尤其是對后者所涉及的深層社會歷史意義的揭示。在都城遺址考古中,要更加突出“由物及人”。這次都城遺址考古會議產生了積極效果,會后的十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統一規劃、指導、要求下,各都城遺址考古工作,尤其是先秦時代的早期都城(或都邑)遺址田野考古工作相繼調整了方向、改變了方法、突出了學術重點,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獲得了較為豐碩的學術成果。這集中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重點進行的偃師商城的宮城遺址全面揭露,20世紀90年代后期考古發現的陶寺城址和安陽殷墟洹北商城遺址的,世紀之交二里頭遺址宮城與路網的發現等工作。

  學術研究是自己的事業,當然也更是社會的事業,因此,學者不只是享受做學問的樂趣,更多的還是要意識到社會科學工作者肩負的使命。 “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發掘材料的及時整理與發表,不僅是嚴肅的學術任務,也是考古學家必須遵循的職業準則。盡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項目繁多(如漢宣帝杜陵陵園與陵寢建筑遺址、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漢長安城桂宮遺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須對學術、對社會要極端認真負責,這樣就必須及時整理、發表與出版各種類型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已經出版我主編的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漢杜陵陵園遺址》,科學出版社,1993年;《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漢長安城桂宮》,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認為這是自己做學問所必須的歷史和社會責任。

  作為一名長期擔任研究所領導職務的學者,我一直要求自己既要治好學,更要治好所。多年來,我把建設國際知名研究所,作為自己努力奮斗的目標。我堅持考古研究所必須以田野考古工作為基礎,特別是古代都城遺址的田野考古工作,這是考古所的立所之本。我深知辦好學術期刊《考古》、《考古學報》、《考古學集刊》,對確立考古研究所的學術地位是至關重要的。我提倡“開門辦所”,為了及時介紹、總結中國考古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我們籌劃創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論壇,創辦了英文版《中國考古學》(《Chinese Archaeology》),請進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學者來所進行交流,同時很多有前景的學者,特別是年青學者被派出國外交流學習,組織了多項中外合作發掘項目。只有這樣,才能使考古所成為國內、國際考古學界研究中國考古學學術中心。

  首先,在學術研究中要處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學”與“思”的問題,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就是“問”,“問”就是“疑問”,對“疑問”的解決就是科學的“假設”,“假設”的“科學”就是科學的創新、與原始創新。真理是相對的,科學發展是無止境的,科學研究就是要不斷加深對真理的認識,不斷推進科學的發展。在學術研究中提出疑問、提出假設,這是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學者的基本學術素養。如果說我在過去的考古學研究中還取得了一些創新或原始創新成果,那么都與我對科研工作的“思考”、“疑問”、“假設”的重視密切相關。在個人治學的“考古之路”上,我能夠取得一些成績,從我本人角度來看,主要有以下幾點感想:

  2003年至2004年,以多學科結合開展的阿房宮遺址考古工作,通過對遺址全面、系統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我認為當年阿房宮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設,由此得出阿房宮前殿沒建成、“火燒阿房宮”屬于子虛烏有的結論。由于火燒阿房宮的說法幾乎家喻戶曉,我們的考古新發現極大地沖擊了世人頭腦中固有的觀念,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針對這一情況,我撰寫了《觀念中的歷史與歷史的真實──阿房宮遺址考古發現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將觀念的歷史代替了歷史的真實;受杜牧《阿房宮賦》這一文學作品的影響,阿房宮的瑰麗宏偉成為人們心中的美好形象,項羽火燒阿房宮的觀念已為人們所接受。其二,考古學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沒有被充分認識,歷史研究應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資料。通過對阿房宮遺址的考古研究工作,我發表相關文章,強調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科學性,我們不能把觀念的歷史代替歷史的真實,學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觀念,而應當根據客觀的材料,還歷史以真正面目,堅持實事求是的歷史觀。我這方面文章,先后兩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摘。

  第二,從我個人的經驗看,要把學問作好,作學問就要有興趣,要熱愛自己選擇的事業。在考古學研究領域,能夠長期支持我在這種艱苦條件下作學問的動力,源于我對科學探索的興趣、對科學真理的追求、對科學事業的愛好。

  第三,作學問,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奮、能吃苦。田野考古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自從我從事考古學研究以來,大部分時間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線度過的。我在田野考古發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農村田野工作的時間不少于10個月,這期間,除了每天的睡眠與吃飯之外,都是工作時間。田野考古是露天作業,考古調查、鉆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礎工作,夏天農民收了小麥,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調查、鉆探的最好時機,而這時田里的太陽直曬氣溫一般在40~50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凍,在考古工地清理、繪圖凍得手腳麻木。面對考古科學研究事業,我始終信仰古人韓愈所說的“業精于勤,荒于嬉”。我在考古工地二十多年中,沒有“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之分,沒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時之外”、星期天、節假日這些工作之余的時間,多開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讀些書、多動些筆,日積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發現,更多的出些研究成果。

  第四,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人要排除外界干擾,安心、靜心作學問,要有“十年磨一劍”的決心。

  還是老生常談的一句話:“功夫不負有心人” !


劉慶柱

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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