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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偶像的黃昏(5)

書蟲子2020-09-06 10: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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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與懺悔

不久前,我曾在一本雜志上讀到華裔女作家聶華苓的《再見雷震》一文,她年輕時曾是著名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文學編輯。文中寫到1988年雷震案終于真相大白,社會各界紛紛要求為雷震翻案,當年誣陷雷震的關鍵證人劉子英卻突然離開了臺灣島,臨行前,他給雷夫人宋英留下了《辯誣》一文和懺悔信一封,此時離雷震去世已近10年。讀到這里,我禁不住淚流滿面,直至嚎啕大哭了一場。自我成人以后,這是我第二次大哭,十幾年來,不管遭遇多大的痛苦和磨難我都沒有這樣大哭過。劉子英在信中說:

“我實在愧對雷公和您了,所以不敢趨前面領罪責,回想當年為軍方威勢脅迫,我自私地只顧了自身之安危,居然愚蠢得捏造謊言誣陷儆公,這是我忘恩負義失德之行,被人譏笑怒罵自是應該,所幸社會人士大多明白這是怎樣的一樁冤獄……”

名不見經傳的劉子英到底如何成為誣陷雷震的工具,聶文語焉不詳。正好前幾天讀到范泓的《雷震案背后的故事》(《老照片》第33輯),我這才明白“雷案是怎樣煉成的”——

1960年,在島上存在了10年的《自由中國》陷入風雨飄搖之中,雷震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加快了籌建反對黨的步伐。他的悲劇命運因此也就注定。羅網迅速張開,情治機構最初想找的不是劉子英,而是馬之骕,但這位與雷震并無深交、“對政治向無興趣也沒有寫過任何文章”的普通人拒絕出賣人格,昧著良心和當局合作,而另一個與雷震關系更深、多次受過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國》雜志社會計劉子英,在威逼利誘面前,卻很快就跨了下來,“自白”是邵力子妻子傅學文派到臺灣的“匪諜”,而且早就向雷震說明。這讓國民黨黑暗勢力大喜過望,一場以“知匪不報”罪名將雷震構陷入獄、掩天下人耳目的獨角戲就此完成。

在這出歷史劇中,讓我感到吃驚的不是劉子英的背賣,在人權根本沒有保障的時代,漂浮在黑暗中的孤島上,劉子英,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強大的無所不能的暴力機器面前,確實連一只螻蟻都不如,他選擇出賣雷震以求自保是那么正常。在構陷了雷震之后,劉子英照樣被判了12年,當局給他的回報是“養其終生”,即便在獄中也享有零花錢之類的特殊待遇。

我吃驚的是雷震夫婦對劉子英的寬容與諒解,當雷震后來了解到,劉子英被捕后關押在臺北警備總部保安處的黑屋子里,“四周無窗戶,不透空氣,不見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陰森可怕,被囚于此者無不肉跳心驚,以為個人的末日將至也”。他明白,“關在這里的人,都是為著逼供的,和過去屈打成招則毫無二致……這里的方法,是精神壓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潰”,何況“有時也兼用酷刑”。(轉引《老照片》第33輯,147頁)

而且以雷震閱世之深,他豈能不明白,就算沒有劉子英扮演這個不光彩的角色,他的10年牢獄之災也是無法幸免的,劉子英只是蔣介石專制集團用來整治他的一個小小工具罷了。所以,當20世紀70年代有人告訴他劉已獲釋時,他當場就問:“劉子英已經出獄,為什么不來見我?”語氣是那么平靜。

更難得的是雷夫人宋英——這位曾為丈夫奔走呼告、類似俄國十二月黨人妻女的偉大女性,也對劉子英表現了足夠的寬容、諒解,劉在懺悔信中說:“而您對我的為人罪行也似給以寬容,從未表露責怪之意,因而亦使我無地自容?!?/span>

這封信是1988年8月寫的,離震驚臺灣乃至國際社會的雷震案發生已相隔28年之久,而且雷震生前也未能聽到這樣的懺悔,這真是一份遲到的懺悔,來得太晚、太晚了。2年后劉子英在重慶黯然離世。

哪怕當事的雷震夫婦早就諒解了他、寬恕了他,世人也無法寬恕他,歷史更不會諒解他,即使他擁有一萬條出賣良心的理由,有了馬之骕的存在,他就永遠也無法為自己辯解。在人格的天平上,他連一根鴻毛都不如,在1960年秋天做出選擇的那一瞬間起,他實際上就已經死了,他的肉體生命的茍全,正是他精神生命死亡的見證。但他留下的懺悔信不是無足輕重的,盡管遲到了10年、28年,懺悔總比不懺悔要好,他終究是在肉體生命結束之前表明了他的心跡,正如他自己所知道的,是非曲直,天下后世,自有公論。

老實說,我們這個民族缺乏的就是懺悔、反省的精神,有些人明明干過見不得陽光的勾當,時代轉換之后卻死不認賬,冠冕堂皇、信誓旦旦地以各種借口為自己開脫,拒絕任何懺悔。把歷史上干的那些丑事統統掩蓋起來不用說,反而涂脂抹粉,搖身一變,以道貌岸然的道德傳教士面目出現,儼然是文化名流、社會精英。這樣的人與劉子英相比自然是等而下之了。劉子英并不會因為其最后的懺悔而免于千秋的罵名,雷震夫婦卻將因他們對劉子英背賣行為的諒解而更顯出人格的高大,這就是什么樣的強權都篡改不了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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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別幽夢已茫?!?/span>

1949年底到1950年間,在海南島上有名的瓊崖革命根據地,31位懷抱理想投奔革命的青年男女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被捕的共有95人,受牽連的達216人。蔡葩的《繁花凋落黎明前》(《老照片》第34輯)將“瓊崖地下學聯特務案”這一出沉埋已久的慘劇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林云、吳慰君、韓惠敏、何天嘯、陳義俠、嚴雪……這些被革命吞噬的孩子,半個多世紀之后,除了他(她)們當年幸存的同伴,除了他(她)們的親人,他(她)們的姓名誰復記憶?假如不是這篇文章,也許我們根本就不會知道,在海南島的“黎明”到來之前,竟然有那么多優秀兒女死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幾十年前,林昭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用鮮血寫下的文字至今仍有著著震撼人心的力量。中華民族流的血實在是太多、太多了,揭示歷史真相是為了讓人們永遠銘記歷史的教訓。

“繁花”為何“凋落黎明前”?僅僅是因為懷疑“瓊崖地下學聯是偽裝進步學生的特務組織”,只是“利用地下學聯左的招牌”“打進我革命隊伍中來”,所以就對莘莘學子大搞逼、供、信,施以酷刑,什么證據也不需要,只要以“革命”的神圣名義進行懷疑就夠了?!案锩本瓦@樣天經地義地凌駕在人性和人道主義之上,毫不留情地吞噬了自己的孩子,這些可愛的熱血兒女。21歲的泰國華僑之女韓惠敏被套上繩索押赴刑場時已經懷孕3個月,她致死的全部理由不過是——“她在海外生活得那么舒服,為什么回來跟我們一起過艱苦危險的生活?準是敵人派遣的特務!”曾“資助過瓊崖革命”的韓惠敏父母恐怕永遠也理解不了如此荒謬的“革命”邏輯。這一天離她回國僅1年3個月,而帶她回國的人沒有一個敢站出來“證明她的革命身份”。

最早進入根據地的林云之所以被打成了特務“頭子”,是因為他進山不久就向上級提出建議:“隊伍中不要說粗話、臟話,要組織學習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边@一建議被某些領導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是貶低領導威信,是驕傲自大、打擊領導”,為他惹來了殺身之禍,他被槍殺前還飽受了數不清的肉體折磨,已經不成人樣。

“毀掉一種舊制度,創建一種新制度……用革命與自由代替不義和奪掠,讓博愛底光輝普照世界”,這本來是瓊崖師范女生吳慰君的理想,也是所有與她一起倒在血泊中的同學們的理想,正是懷著這樣純潔無私的理想,像吳慰君這樣“出門怕黑、看不得母親殺雞”的文弱學子才熱情地投身學生運動,才毅然舍棄自己幸福、溫暖的家庭,瞞著雙親投奔到她(他)們心目中神圣無比的革命根據地,她(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將要面臨那樣的厄運。對此,一位身經百戰的瓊崖縱隊老首長只是淡淡地說:“學聯死這三十多個人算什么?在1931年的肅反擴大化中,僅獨立師就處死二百多名干部”。悲劇為什么總是一再重復,誠如馮克力先生說的,所謂“瓊崖學聯特務案”——“不過是當年蘇區打‘AB團’和延安‘搶救運動’的翻版?!?/span>

1953年春天,在他(她)們被冤殺3年后,海南革命頭號人物馮白駒作了長篇檢討,并正式宣布為他(她)們平反昭雪,稱他(她)們為“光榮”的烈士。那一刻,受害者的親屬們卻發出了撕肝裂膽的呼喊:“我們不要什么光榮,我們要回自己的孩子!”這一聲呼喊足以穿透歷史的長空,時隔半個多世紀,我仿佛還聽到了那些哭聲、喊聲,看到了親人們被淚水模煳的面容。31個青年男女的生命又豈是“平反”和“檢討”所能挽回的,與生命相比,一切儀式、稱號、決定、檢討都變得無足輕重,一切事后的追認都變得那么可憐和做作。何況那些借助至高無上的“革命”理由致他(她)們于死地的人們,至今也沒有任何人發自內心的懺悔過,至少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聲音。

最令我感到震驚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那些天真爛漫、滿腔熱血的青年學子都是真誠地喊著“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被槍殺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們對自己所投奔的隊伍依然忠心耿耿?!北葏俏烤齻円疫\得多的韋君宜,在離世之前終于出版了她的《思痛錄》,對自己一生走過的道路做出了深入的反思,而年輕的吳慰君們已沒有這樣的機會?!八绖e幽夢已茫?!?,半個多世紀后,當林云、吳慰君、韓惠敏們終于長眠在“瓊崖地下學聯烈士墓”之后,足以告慰他(她)們在天之靈的絕不只是一個“烈士”的稱號,死者已矣,對生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歷史的反省,一個古老民族只有真正懂得了對生命的尊重,才有可能最終擺脫這樣的噩夢,讓那些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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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書可以重讀?

每次到書店轉轉,總免不了感慨——書越出越多了,包裝也越來越漂亮了,可是真正有精神含量的書越來越少了,可以重讀的書更是越來越稀罕。書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產品,不同于一般的消費品,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有著自己的生命,具有提升人的生活質量的功能,可以反復使用。不幸我們今天的書很大一部分如同注水豬肉一般,只是坑蒙消費者的偽劣產品罷了。書業正日益陷入唯利是圖的泥潭中,作為一個產業,追求經濟效益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但是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所帶來的惡果將不可預測,而且必將殃及子孫后代,這絕非是危言聳聽。這一切暴露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在這種浮躁心理支配下,欲求可以重讀的書真是難得很啊。

首先,經濟杠桿決定著出版業的生存、發展,在市場收益高于一切的盤算之下,他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迎合讀者最低層次的需要、迎合人的本能,而不是滿足、提升讀者更高層次的需要。春天時,一位我尊敬的學者朋友和我閑聊時說,吃喝嫖賭是人的本能,不用教也會,文明就是往本能外面拽人,而不是往里推人。我一直忘不了這句話。說穿了,我們現在的書業就有一味迎合人的本能、把人進一步往本能這一邊推的傾向,不說別的,只要看那些圖書的標題、炒作就昭然若揭了。從《豐乳肥臀》到《有了快感你就喊》《我跟你上床》等等,從喧囂一時的“美女作家”“身體寫作”到而今炒得沸沸揚揚的“美男作家”等等,總是試圖迎合、喚起人的本能欲望,總是教人想入非非,使人產生男女性事方面的聯想。好像不這樣就成不了“暢銷書”似的。這些書本身或許不是每一本都是垃圾,但是這樣的書名、炒作將它們無可挽回地推向了低俗化的一邊。

要說這樣的算盤打得一定高明也不見得,它在贏得一部分低俗讀者的同時,也一定讓另一部分讀者不屑。畢竟在男女性事之外,人類生活有著更豐富的內容,書業的低俗化傾向可以休矣。

其次,盛行一時的明星出書、名人出書熱將圖書的一次性消費推向了極致。從形形色色的明星到林林總總的名人,以至名人的現任或前任老婆、子子孫孫……大凡是能和明星、名人沾點邊的,只要在福斯娛樂視野中還有些賣點,無不迫不及待地把吃、喝、拉、撒、睡的故事拿出來賣錢,內容之空洞、思想之貧乏不要緊,反正是一次性快餐,讀者也不會當真,只是暫時滿足他們的獵奇欲望和窺隱心理而已,翻過也就罷了,誰也不會當真。隨著印刷、出版技術的進步,出書早已不是什么神圣的事,只不過是撈取錢財的一種新手段,所以,你要是想舉出一個沒有出過書的明星還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這樣的書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精神產品,它賣的不是內容、文字,而是那個明星的名字。反正中國是個人口大國,只要與明星扯上點關系,無論提供的是一頓怎樣難以下咽、食之無味的快餐,總是會有大群吃飽了撐著的追星族掏錢買單。這也算是中國特色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出版界對中國人的脈把得真是很準,在他們看來,不管好書、爛書,只要當下能發行出去就是好書,又何必管它是不是一次性消費。

但我還是認為,在一個人均資源有限的國家,在一個前現代化的國家,把書作為一次性消費品未免太奢侈了。

再次,我們已經越來越找不到“板凳能坐十年冷”的作者了,一方面真正有價值、有精神含量的書并不受到出版社的歡迎,另一方面無人能免于現實生活的壓力和市場經濟的沖擊,全社會的浮躁心理幾乎影響到所有的人。當書被急遽地商品化,物化為換取更好生存的工具,急功近利,迎合虛幻的市場需要就成為大部分作者的第一選擇。那個以寫科幻小說起家的上海作家,在紀實文學走俏時又大寫他的紀實作品,如今又換成了“目擊”,照片加上點文字,從臺灣地區到歐洲,從美國到俄羅斯,馬不停蹄,一下子就冒出了一批“目擊”系列??傊?,什么時候市場需要什么產品,他就提供什么產品,無所不能,卻又按經濟規律辦事,如此這般,豈有不名利雙收之理。

不過,我相信無論到了什么時候,總會有那么一些人不會停止他們的思考,在人所不知的地方默默地耕耘著,哪怕他們的著作暫時不會問世。遙想當年,30多歲就失去了生命的“胡風分子”張中曉在貧病交加之中寫下的《無夢樓隨筆》,那原本只是他的讀書札記而已,卻閃爍著灼人的光芒。即使在“文革”的深淵里,中國也有一個顧準,獨自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留下了一部震驚一時的《顧準文集》。這些讓后人可以一讀再讀的書都是在極不正常的歲月中幸存下來的,我們今天更無須悲觀,大浪淘沙,最后只有金子會留下。

雖然如此,當我寫下“有多少書可以重讀”這個標題時,我依然為我們這個號稱文化燦爛的民族感到深深的慚愧。曾經是傳播文明主要手段的書籍越來越難以承載這一功能了,這是一個多么可怕的危機。大約在10年前,一家出版社曾出過一套“袖珍文庫”,記得是鐘叔河主編的,編者說他們所選的書“都是父親讀過兒子還要讀的書”。一想起這句話,我就感到溫暖,文明正是依賴這些可以重讀的書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好書可以重讀,不僅一個人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一再重讀,而且可以一代代重讀??梢灾刈x的書,什么時候我們都不會嫌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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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需要道德承擔嗎?

在出版業泡沫化愈演愈烈的大趨勢下,我們確實已越來越難找到優秀的本土原創作品。2004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往事并不如煙》(章詒和著)將和許多已成為經典的中文原創作品一起為中文出版業挽回一點榮譽,可惜這樣的好書實在太少太少了。當今出版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就是大量引進版圖書對原創作品的沖擊,其中充斥著粗譯濫譯、不負責任的譯本,在內容、選題的選擇上尤其顯示出急功近利、物欲第一的心態,這是出版道德面臨的重大考驗之一,也是不得不直面的問題。引進版圖書來勢之兇猛、炒作力度之強勁都是前所未有的,引進的目的主要已不是為了給中國讀者增加新知,打開窗戶,提高修養,認識世界,而是獵奇、獵艷、故弄玄虛,充分發掘利用盲目追星族的窺隱欲,大做文章,大撈一把,至于圖書本身的文化含量、知識含量、精神含量幾乎已不予計較。

在這種情況下,出版業對利益最大化的瘋狂追逐已把自身降低到了和一般物質產品相同的層次,逐漸放棄了自身應有的底線,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否定中國所有的引進圖書,商務印書館的老牌叢書“漢譯名著”對中國人的恩澤將是長遠的。讀書?求知?生活三聯書店引進的許多學術精品,以及大量翻譯過來的世界各國的文學名著,乃至科學著作(如湖南科技出版社引進的《愛因斯坦全集》)等等都大有益于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然而這些書在近些年讓人眼花繚亂的引進圖書中已不再是主流,反而退居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在這個不讀書,尤其不讀好書的年頭,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遭遇了淪落“五元書店”的尷尬境地。這一方面是讀者市場庸俗化導致的問題,另一方面出版界更是難辭其咎,正是他們將大量包裝精美卻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垃圾圖書引入中國,誤導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學術名著、文學經典多累人啊,而娛樂性的、不負責任、沒有精神負荷的引進圖書,那些純粹一次性快餐式的讀物讀來確實輕松,不需要動腦筋,不需要嚴肅、認真的思考,只要人云亦云,跟著鋪天蓋地的廣告走,跟著感覺走就可以了。說句不無危言聳聽嫌疑的話,這實際上是在戕殺一個民族的生命,長此以往,我們愈加淪為淺薄、無知、不學無術的高等動物。這與世界接軌,向現代化之路邁進的宏大目標是相背離的。試舉幾例,以見引進圖書沖擊中文原創危機之一斑:

一、翻譯名著的粗糙。世界學術名著、文學名著這幾年照樣也在引進,這誠然不是什么壞事,但由于譯者的中、外文程度和人文素養的缺陷,以及敬業精神的缺失,中譯本往往顯得晦澀,甚至支離破碎、不堪卒讀。至于錯譯、誤譯、任意刪改之處往往不為人知(讀者畢竟不可能都有能力讀原著)。加上編輯水平普遍性的下降,和職業道德問題,說實話,現在也確乎很難找出認真負責、嚴肅、像樣的編輯了。

想起當年葉圣陶們做編輯時的一絲不茍,不禁感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反映在出版業同樣如此,以商務印書館百余年的金字招牌,中國出版業的佼佼者,我手頭就有一本它于1999年8月出版的西塞羅的名著《國家篇法律篇》,可是封面上赫然竟是《國家篇法津篇》,這樣一個校對上的小小錯誤可以原諒嗎?白紙黑字,印在那里,斧頭也是噼不掉的,何況是在封面。像這樣印數不過三千、讀者有限的古典譯著想必是沒有人盜版的。你盡可以說這不過小事一樁,何必咬文嚼字,“律”和“津”不是差不多嗎。

然而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現在出版業的職業操守普遍缺席的問題,從開始自居“出版人”的當家人到普通編輯、校對,無不如此。翻譯、引進異國的文化是一項非常崇高的事業,絕不僅僅是賺它個盤滿缽滿這么簡單。遠的不說,自嚴復在19世紀末的暗夜里翻譯了《天演論》以來,100多年間我們曾涌現出許多第一流的翻譯家,如傅雷、朱生豪、查良錚、楊憲益、何兆武、賀麟、許良英……這是一串我無法一一列舉的長長的名單,正是他們,幾代學貫中西的學者孜孜不倦,為古老的民族引入了大量代表世界水準的文學藝術作品、學術和科學著作。他們的譯筆或許不是盡善盡美的,他們的眼光或許受到時代和其他因素的局限,但他們開闊的視野、他們包容的氣度,他們負責的精神,都是今天許多粗制濫造的翻譯者們所無法想象的。

二、更嚴峻的是,上述外國名著中譯本在引進圖書中已退居次要位置,充斥圖書市場的是作為一次性消費品的次品、贗品、偽劣產品,即使在其本國也是不入流的,靠廣告吹噓出來的,是商人精心策劃的結果。前幾年被炒得熱火朝天、有人大撈特撈的一些書,如《誰動了我的奶酪》《學習的革命》等,其實并無什么思想含量,卻被吹得天花亂墜,仿佛有點石成金之效,讓國人側目以視,趨之若鶩,幾乎到了人人爭相閱讀的地步。青少年和平時讀書少的成年人自身缺乏判斷能力,除了跟風,沒有別的選擇,所以一本本來稀松平常、可有可無的引進圖書一經炒作,一夜之間就會身價百倍、洛陽紙貴。出版業追逐利益本是正常的,但過分追逐利益最大化、利字當頭,必然會導致“書將不書”的嚴重后果,在引進版“奶酪”大行其道之際,國產版“奶酪”更是風起云涌,發了瘋似地以最快的速度跟上,前前后后至少有十來種“奶酪”問世,幾乎一時間舉國爭說“奶酪”。這真是21世紀之交的怪現狀。究其原因首先是出版業的短視和急功近利造成的。

三、少兒圖書市場差不多已成了引進版一統山河的局面?!豆?波特》《冒險小虎隊》之類兒童讀物以其驚人的發行量取得了無可爭議的龍頭圖書地位。你可以說這是讀者自覺選擇的結果,不能怪出版業,數字就是最好的證明,但“文革”期間“語錄”、紅寶書的發行量又當如何解釋?很多時候讀者市場的培育是一個刻意引導的結果,兒童(乃至家長)的辨別能力、選擇能力都非常有限,出版商在后面有意地引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相比之下,中國本土原創的兒童讀物已淪落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因為沒什么發行量,出版業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現實考慮,不再重視推出原創兒童讀物,更不會致力于發現新人新作。長此下去,有多少中國孩子將成為哈利波特魔幻世界的俘虜,與那些沐浴著安徒生童話、伊索寓言的光輝成長起來的孩子相比,他們缺少的是對真、善、美最樸素的認識,對人性的探尋,對智慧的強烈樂趣?,F在的孩子幾乎已對此不屑一顧,我的兒子上小學四年級,對安徒生童話之類毫無興趣,我不禁想——難道真正的童話真的已過時了嗎?

四、追星的背后是利益最大化的驅動,現在出版業愿意以最大的資金、最多的精力投入明星暢銷書(無論是本國的還是異國的)的炒作,卻不愿花哪怕不多的經費引進一些有益于世道人心、文明進步、提升人類精神生活質量的圖書,更遑論出版有價值但市場有限的本土優秀原創作品??肆诸D因桃色新聞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名人,他的夫人希拉里的自傳也因此成了出版社瞄準的搖錢樹,因為急于上市、時間倉促及其他原因,居然還鬧出了未與作者商量就擅自刪改部分內容的跨國“官司”。從球星到脫星,只要是星無不在圖書市場上火一把。這些娛樂性至上、精神性缺席的引進圖書占據了最好的中文出版資源,浪費了大量紙張不說,對公眾更是產生了潛在的誤導,使國人誤以為外國只有性丑聞,只有足球和光屁股明星。出版業本應擔當起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使命,和教育、新聞等行業一同重塑民族的未來,但從目前的狀態來看,它確實擔當不了這樣的角色。

以上所述掛一漏萬,而且只是一種浮光掠影的印象,遠不能全面概括引進圖書沖擊中文原創圖書及中國書業的危機。但僅就我極為有限的觀察,也足以讓人感到觸目驚心。在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國出版業就是從引進西方學術名著起步的,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風行之后,他相繼譯出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等許多西方經典,為近代中國因如了新的思想資源,啟迪了、影響了不止一代人,其中包括了魯迅、胡適、陳獨秀在內的“五四”巨人們?!皣雷g”的學術名著和不懂外語的林紓翻譯的“林譯”西方文學作品,讓國人開了竅,看見了一個更為豐富多彩的世界,毋庸置疑,當年出版“嚴譯”“林譯”的少年期中國出版業功不可沒。這兩個福建人的譯本不僅有精神價值,而且有物質效應,用庸俗的話講就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我相信這樣的書現在不是沒有,而是不少,只是中國出版業不愿花心思去做罷了。我們探討出版道德就是要對21世紀的出版業提出這樣的希望和要求。據我所知,北京電影學院崔衛平教授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多年未能出版,最后只好自費印了幾千本,卻廣受讀書界的歡迎。像這樣的好書不能公開出版,難道不值得出版業深思嗎?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由于出版環境的限制,出版社、編輯能自主發揮的空間很有限,作為讀者我對此只能深表理解和遺憾,但不能因此而推卸自身的責任。道德上的承擔不是一個高調的要求,而是做人的底線,就出版人而言也是先做人,然后才是做一個出版人。想想過去,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下,張元濟、王云五他們在商務,陸費憒等在中華都曾出版大量優秀讀物,其中也有許多引進的外國經典,但更多的是中文原創作品,以商務“大學叢書”為例,僅原創的學術專著就出了52種,如馮友蘭的《新理學》《新原道》等,呂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錢穆的《國史大綱》,王世杰和錢端升的《比較憲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傳世之作,涉及哲學、語言學、史學、法學等多個學科。即使在血與火的抗戰期間也沒有中斷過出版高質量的學術文化原創著作。商務印書館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蒸蒸日上,成為中國出版業的中流砥柱不是無緣無故的,它并沒有因為出版這些有重要價值、的原創作品而影響經濟效益。一些規模較小的出版機構,如北新書局、亞東圖書館和晚些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開明書店等也因為出版魯迅、陳獨秀、胡適、沈從文等人的原創作品而飲譽當時,名垂史冊。因為,我深切地感到,中國出版業現在面臨的急迫問題不是急于找外因、找借口,而是自身的道德反省。

畢竟出版不是市場的附庸,也不是其他什么的附庸,應該有自己獨立的判斷,獨立的尺度,它承擔著重要的文化傳承功能,無可爭議應有展開的文化擔當、文化責任和文化自覺,尤其處在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轉型時代,更應該為國人提供更多、更優秀的讀物,為國人引入新的精神資源,引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推出有價值的中文原創著作,提供本土產生的新的精神食糧,人在吃飽了飯之后終究還是有著更高的追求。對中國出版業而言,這已經無法回避。在寫這篇小文的過程中,我一再地想到對出版道德的批判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常識問題,所以不揣冒昧將自己的點滴感想寫出來,不是基于某種“理論”,而只是我的切身感受,一點常識判斷而已。我多么希望我的批判都是不著邊際的、錯誤的,那將是中國出版業之幸、民族之幸。畢竟出版是千秋之大業,功不僅在當世,也是在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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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書豈能不知書?

現在很多人感嘆圖書市場萎縮,買書、讀書的人越來越少,大量的圖書積壓在倉庫里,或最后進了特價書店,或干脆送到造紙廠化紙漿。這一點確實也是事實,其中原因很多,一方面固然是互聯網、電視、電子游戲、音像制品等的沖擊,中國人的閱讀時間大大減少了,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是信息多元化帶來的結果。但根據調查顯示,上海市民日平均閱讀時間還是超過了半小時(其中男性的閱讀時間0.8小時,女性0.63小時)。

一方面,出版社每年出版大量跟風炒作的垃圾圖書,無人問津是必然的命運,很多好書又千呼萬喚不出來,讀者找書難、買書難當然會成為一個問題,久而久之,閱讀人群不斷流失,許多讀者最后到網上尋找自己的精神需求。話雖如此,每年出版的10多萬種新書中(不包括重印書)還是不乏許多有價值、有可讀性、能為廣大讀者接受的圖書,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有不少被淹沒在書山書海中了。上述這些誠然也是造成當今中國書業的低迷的因素,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公共圖書館存在的問題,忽略了圖書發行業從業人員即賣書人中存在的問題。

按照國際標準,平均2萬人中應該就有一所公共圖書館,人均藏書量2冊。而我國平均45.9萬人才有一所公共圖書館,姑且認為這些圖書館都是正常開放的,人均藏書量也只有0.3冊,遠遠落后于國際標準。據媒體報道,2002年全國共有733個公共圖書館沒有購書經費,書架上都是陳舊書,占總數的27.2%。(見《文匯讀書周報》2004年4月16日)

透過這些數據,我們不難看出圖書發行的其中一個瓶頸就是在公共圖書館沒有經費購置新書,這個責任首先也只能由政府來承擔。老實說,在國家的公共文化設施中,圖書館是舉足輕重的,它承載著學校教育之外的另一部分功能,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與這些文化設施的健全是分不開的。哪怕在其他建設上壓縮一點點投資用來給圖書館買書,也足夠了,也不至于超過27%的圖書館長年沒有經費添新書。另外,公共圖書館的管理機制也亟須改革,而不是把讀者分為三六九等,給予不同的待遇,這都是計劃經濟或講究等級、論資排輩時代的產物。當務之急就是一是向國際標準靠攏,與國際接軌。二是加大對圖書館經費投放的力度,而且要有嚴格的監督程序,保證??顚S?。公共圖書館一旦經費充足,圖書發行就不會有什么困難。全國縣級以上圖書館不少于三千所,大學圖書館也在千所之上,中學圖書館數以萬計,一本有價值的圖書哪怕不計算個人讀者,光是這些圖書館一家收藏2本,發行也在2萬冊之上。這是一個值得有識之士深思并向政府發出呼吁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們有一個誤區,以為作者、編輯才是精神食糧的生產者、監制者、提供者,幾乎很少想過圖書發行者、銷售者同樣也是這個精神鏈條上的重要環節之一,忽略了對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員基本素養的要求。其實,一本書從作者、編者到出版社,再經過圖書批發市場、書店,最后才能進入讀者手里,每個環節都是不可缺少的。隨著30幾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WTO之后,外資、民營資本進入圖書發行市場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圖書批發行業多元競爭的新格局正在迅速形成,過去那種新華書店一家獨大、一統山河的局面已被打破,“二渠道”的稱謂也已退出歷史舞臺。杭州、重慶等地都出現了民營資本投資的規模較大的圖書城,在圖書發行業的硬件設施上,我們可能很快就會成熟起來,無須任何擔心。據說許多以外資或民間資本為主的圖書發行業的航空母艦正在醞釀之中。

在出版社實現企業化轉型之后,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新華書店原有的發行主渠道將成為多元發行渠道中的一個,而不再享有至高無上,幾乎是壟斷式的優勢,盡管這樣的優勢還將保持一些時日,但恐怕已不會太久。在信息化的時代,圖書作為人們求知、生活、學習乃至休閑、娛樂,獲得各種信息的載體之一,將依然發揮它的重要功能,是電視、網絡和其他一切載體無法加以取代的?;谏鲜雠袛?,圖書發行業完全有可能成為21世紀的朝陽產業,是文化產業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從新華書店系統到民營發行系統,來觀察當今圖書發行業、零售業的現狀,顯然不容樂觀,除了管理機制及其他技術層面的缺陷之外,我發現圖書發行這個環節中最薄弱的方面是軟件,是從業人員的基本素養、敬業精神、崗位意識等的嚴重缺席。

從事圖書發行業不是科學研究或學術創造,自然不需要太高深的專門知識,但作為特定文化行業的從業者,應該具備最基本的人文素養、科學素養,對時代的問題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起碼要知道現在全國每個出版社大致上的定位,一般出些什么書,近期有些什么新書面世等;要知道在廣大讀者中有較大影響的學者、作家的姓名及他們的作品,對影響中國、世界歷史進程的人物、他們的著作有個初步的認識;對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有一點了解等等。不僅是從事批發、進貨的人員,哪怕零售人員也應該有些基本常識,平時要留意、學習,跟上快速發展的時代節拍。但現在普遍的就是從書這個行業的人讀書不多乃至根本不讀書,所以對書毫無所知。由這樣的人構成的圖書發行隊伍顯然是不及格的。如果說過去還可以吃公有制的大鍋飯,躺在壟斷經營的溫床上,今后或者從現在起這樣的日子就不會有了。

有一次我到一家規模很大的書店去買一本書,是岳麓書社新出的《不夠知己》,溫源寧著。從電腦查詢系統中明明查到了有這本書,而且有6本新書,可就是找不到這本書。我問了大約5個營業員,我知道他們不會有人知道溫源寧是何許人,所以事先告訴他們溫是胡適、徐志摩他們的好友,這本書就是他回憶這些朋友的文章結集。結果他們還是搞不懂這樣的書會分在哪一類?文學傳記?散文?小說?休閑?到處找都找不出來,我第二次去,還是無功而返。這不是什么特例,在書店里這樣的現象是最常見了,往往是一問三不知,傻愣愣的。

至于敬業精神、崗位意識則不僅是從事某個行業所需要的,而是所有人都應該具備的,畢竟任何職業都不單純是養活自己、謀取生存的手段,而且體現一個人作為人的責任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2003年秋天四川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學人文讀本》,共分二卷:《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針對當下中學人文教育的缺失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選載了許多相應的文章,非常適合中學生及中學教師閱讀。凡是讀到過的人反映普遍良好,某“文化大省”的新華書店系統也知道有這套書,也進過書,而且馬上就銷光了??晌叶啻蔚礁鞔笮氯A書店去找這套書,總是找不到,查詢電腦系統總是缺書。半年多時間過去了,哪怕很多讀者去找這套書,書店總是未見進貨。像這樣有讀者市場的好書,新華書店進貨的人員卻不積極組織貨源。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偌大的書店,那么多的書,隨便進些什么書也總有人買,只要出版社不是主動來推廣、發行,書店落得輕松,一點主動性都沒有。這只是敬業精神匱乏的一個小小例證。這樣的事在圖書發行業恐怕多得很,所以也就見慣不怪了。為什么如此?如上所說,現在搞發行的大多數人本來就不具備基本的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沒有文明常識,除了對那些大肆炒作的圖書諸如各類明星,明星的七大姨、八大姑乃至前妻、前男友之類的有興趣,對教材、教輔之類有興趣,對作為人類精神食糧的圖書基本上是麻木不仁的,加上缺少敬業精神,這一切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與之相反,越來越多高素質而且敬業的人介入圖書發行業,書業就有出現新的轉機。畢竟賣書不像賣其他產品,那將關系到子孫后代、整個民族未來的一個行當,豈能有絲毫的怠慢。近些年來,北京、南京、廣州、上海等地都出現了許多很優秀的民營書店,我所在的杭州也有一家享有盛譽、為讀者喜歡的“楓林晚學術書店”,從5年前初創時只有20平方米的小店,已發展成一家有全國影響的連鎖店,在杭州、北京、寧波、金華、嘉興等地擁有了6家分店,還有“中國新書網”及批發業務,在一個人們普遍感嘆書越來越難賣的今天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面對他的新老讀者,“楓林晚”的創業者朱升華總是在笑著。這位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生毅然放棄待遇優厚的工作,開一家經營人文社科類學術圖書為主的書店,這一選擇本身就帶有某種傳奇性。

“楓林晚”的故事足以告訴我們,如果圖書發行業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朱升華式、范笑我式(著有《笑我販書》,浙江嘉興笑我書局主人)的人物,圖書發行業不僅會走出低谷時期,而且對提升整個民族精神生活的層次也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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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文“新八股”

讀宗白華《美學散步》,只覺得到處是珠璣、佳釀,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如他在1940年發表在《學燈》上的《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從“魏晉人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義和個性主義”到“晉人的道德觀與禮法觀”,以優美的語言深刻論述了晉人的“千古風流和不朽的豪情”,讓人處處體會到晉人對美的追求,從中看見一個時代的背影。然而這樣的文章放在今天恐怕是算不上學術論文的。

按照現行學術論文的規范,開首得有“論文摘要”“關鍵詞”,然后是“問題的提出”或曰“文獻綜述”之類,最后必是“結論”和一大堆注解。這樣的規范本也無可厚非,為了檢驗、瀏覽的方便,需要有個標準、尺度,但大搞一刀切,絕對化,普天之下莫非如此,那就會成為一種禁錮思想、扼殺創造力的模式。據說這是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但總使我想起中國歷史上綿延千年、至今余音不絕的“八股文”,八股文中也不是沒有好文章,一旦推而廣之,不能有任何不同的選擇,起承轉合,子乎者也,千百年來走在科舉獨木橋上的讀書人,除了皓首窮經,練習、模仿之外,還能做什么?一個民族最可貴的生命力就消耗在一種作文模式中。

從這一意義上看,現在大行其道的正是學術論文“新八股”。天下英才為了學位、職稱,為了名譽、地位,無不臣服在唯一的模式下,不敢越雷池半步,長此以往,他們除了能亦步亦趨寫這種“新八股”,用枯燥無味的語言,如法炮制一大堆只有幾少數幾個同行閱讀、然后束之高閣的垃圾,恐怕什么也干不了了。從表面看,“新八股”只是一種形式,有思想、有才華、有創造力的人盡可以戴著鐐銬跳舞。實際上,“天下定于一尊”的形式本身往往會束縛人的創造性,窒息新的思想、新的觀點,這是“新八股”最大的危害。

也許在“新八股”之下,有人同樣可以寫出有價值的論文,對此我并不否認。我總是忘不了一些舊時的學術論文,比如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李四光的《戰國后中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周期》、竺可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等,這些出自一流科學家筆下的學術論文,沒有什么唬人的詞句,沒有什么千篇一律的格式,面目可親而不可憎,讓我這個學術之外的人見了也不感到望而生畏,哪怕對他們論述的問題不是很懂,或者一知半解,但開卷有益,有興趣讀下去。青少年時代讀過的很多書大半印象模煳了,獨有費孝通那本薄薄的小冊子《鄉土中國》和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至今難忘,成年后我還讀過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這些著作給人一生的教益自然遠大于那些裹腳布、“新八股”。

可是,你如果以“新八股”的尺度去衡量,這些論文、著作怕是都不合格的,只能被看作隨筆、筆記,連登堂入室的機會都沒有?,F在活躍的中年學者朱學勤、秦暉、肖雪慧、林賢治等等,他們的論文從形式到內容、文字,可以說擺脫了僵化的“新八股”氣味,自成格局,接續、傳承了前面提及和沒有提及的先輩知識分子的好傳統。盡管有些儼然高深莫測的學者對此不屑一顧,譏之為學術論文隨筆化,我這個站在學術門外的讀者卻隱約看到了某種希望。當然,僅僅靠少部分人走出學術論文“新八股”的努力還是很不夠的,只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有了這樣的自覺,“新八股”才最終有望得到解決,這就牽涉到學術體制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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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怎樣走近中國?

愛因斯坦在祝賀印度“圣雄”甘地70歲生日時說過一句話:“后世的人可能不會相信,世界上真有過這樣一個人?!彪S著時光的不斷流逝,以后的人們或許也越來越難以相信20世紀曾有過一個叫作愛因斯坦的巨人。這位開創了物理學新紀元的偉大科學家,這位熱切關懷人類事務的世界公民離開這個世界已整整半個世紀,離他橫空出世、創下科學史上的奇跡則已經過去了整整一個世紀。

1905年被譽為“愛因斯坦奇跡年”絕不是偶然的,26歲的瑞士籍猶太青年愛因斯坦在短短6個月間連續發表多篇物理學論文,在三個不同領域做出了四個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而他當時同任何學術研究機構都毫無關系,只不過是專利局的一個小技術員。加上他后來在物理學上取得的成就,如果按照公認的諾貝爾獎評獎標準,他一生至少應該得8個諾貝爾物理學獎,與其科學貢獻可以相提并論的是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生當兩次世界大戰之際,一生都在為世界和平、為捍衛人權奔走呼號,他發表的社會政治方面的言論甚至比科學論文還要多,如果將諾貝爾和平獎這一榮譽授予他,那也完全是當之無愧的。不過他僅僅獲得過一次諾貝爾物理學獎,而且不是因為相對論,1922年冬天他在路過上海時接到榮獲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通知。

去年,聯合國就通過決議宣布2005年為“國際物理年”,德國政府干脆把2005年命名為“愛因斯坦年”,而且決定把愛因斯坦的名言“國家是為人而創建,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鐫刻在政府大樓上。在遙遠的中國,為了紀念愛因斯坦而出版的各類書籍琳瑯滿目,許多報紙都發表了有關文章,愛因斯坦再次成為時代關注的焦點。85歲高齡的許良英先生專門新編了一本《走近愛因斯坦》,分“心路歷程”“人生信念”“正氣歌”“個人與社會、國家”“反對納粹暴行”“倫理”“教育”“宗教”“猶太人”“科學探索”“哲學思考”“念先輩悼師友”等12個主題,精選了愛因斯坦在物理學論文之外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言論,同時挑選了大量他在各個時期生活、活動的照片,著重展現這位科學家、人類之子的人格魅力。的確,與其科學成就同樣重要、甚至影響更為深遠的無疑是他的人格魅力,這正是《走近愛因斯坦》的主旨所在。

早在1919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開始介紹到中國,特別是通過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給中國學術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愛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國,1922年冬天,他應邀到日本講學,往返途中,兩次經過上海,一共停留了3天,親眼看到了處于苦難中的中國,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記中記下“悲慘的圖像”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要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天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五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薄皭垡蛩固箍吹竭@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并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保ㄔS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20、21頁)10幾年后(1936年),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前來年進修的周培源第一次個別交談時就說:“中國人民是苦難的人民?!彼耐槭钦鎿吹?、發自內心的,不是掛在嘴上,而是付諸行動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從東北作為突破口侵略中國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表現出無奈和無能,當年11年17日,愛因斯坦公開譴責日本侵略東三省的行徑,呼吁各國聯合起來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可惜回音空蕩。1932年10月,“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時已被開除出黨)在上海被捕,他和羅素、杜威等具有國際聲望的知識分子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釋放。1937年3月,主張抗日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史良等“七君子”鋃鐺入獄后,他又聯合杜威、孟祿等著名知識分子通電援救,向國民黨當局施加道義的壓力。1938年6月,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他還和羅斯??偨y的長子一同發起“援助中國委員會”,在美國2000個城鎮開展援華募捐活動。

愛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愛是沒有國界的,他對中國的感情沒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創建在人類的同情心和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之上。他的思想也對中國日益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九一八”事變后不久,還在讀初二的少年許良英就是他的熱情崇拜者,希望長大了做一個像他那樣的科學家。1934年,愛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觀》在歐洲出版,幾年后(1937年抗戰前夕)就有了中譯本,是留學法國的物理學教授葉蘊理根據法文譯本轉譯的,由于國難當頭,這本書并沒有引起多少反響,但青年許良英在1938年上大學前有幸買到了一本,并認真精讀了一遍,深受啟發,開始嚴肅地思考人生的意義、人與國家的關系等問題,愛因斯坦的許多至理名言令他終生難忘,愛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始終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后,許良英和周培源都曾發表長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間,愛因斯坦在中國竟成了“本世紀以來最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四人幫”掀起了一場荒誕的批評愛因斯坦運動,好在多數科學家不予理睬,實際上進行了抵制。被打成右派,逐出中科院,回故鄉浙江臨海當了20年農民的許良英先生正是在常人難以想象的逆境中,在惡劣的條件下,花16年時間編譯了三卷本的《愛因斯坦文集》(其他參與翻譯的有范岱年、趙中立、張宣三、李寶恒等),從1976年到1979年先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熱愛讀書、視野開闊的胡耀邦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并推薦給共青團和組織部的干部閱讀。1979年,北京還隆重舉行了愛因斯坦誕辰100周年的紀念大會。

商務版的《愛因斯坦文集》共收入愛因斯坦的論文、演講詞、談話、書信等410篇,約130萬字,雖然從時間上說它是世界上第10部愛因斯坦的文集,但在英文版的40卷本《愛因斯坦全集》1987年開始出版之前,它卻是篇幅最大的一部愛因斯坦文集。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大學生愛讀書籍的調查中這套書依然名列其中。像這樣一部大部頭的科學讀物居然成為一個時代的暢銷書,不能不說是一個奇特的現象,究其原因就是借助愛因斯坦身上的光環沖破思想禁忌、走出長久的封閉、蒙昧狀態的時代需要。愛因斯坦的思想和人格力量,在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子中所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20幾年來,各種愛因斯坦的著作、傳記以及有關愛因斯坦的讀物長盛不衰,成了書市上不老的常青樹,2002年開始,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陸續翻譯出版《愛因斯坦全集》(趙中立等譯),愛因斯坦留下的龐大科學遺產和精神遺產正是惠及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整個人類。

愛因斯坦的意義遠不止是科學上的。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在埋頭于探索宇宙奧秘,致力科學研究,發揮出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同時,對許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人類現象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見。1914年他義無反顧地反對德國發動世界大戰,哪怕被整個知識界孤立也不屈服。他不停地為世界和平奔走呼號,反對希特勒滅絕人性的法西斯主義。在他看來,這只是一個科學家的道義責任,他絕不向強權屈服。1933年5月,他的摯友馮?勞厄勸他不要對政治問題發言,以免招來不測,他回信說:“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在較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應當默不作聲……試問,要是喬爾達諾?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么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span>

終其一生,他都沒有停止捍衛人權的斗爭,并一再為消除核武器帶來的災難性威脅發出呼喊。1953年12月,他在獲得美國律師協會頒發的一個人權獎時聲明:“我所做的僅僅是: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表示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span>

他擺脫了個人狹隘利益,超越了一切斤斤計較的得失計算,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曾說過,“就‘知識分子’這個詞的最廣泛的意義來說,他則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由于他受過特殊的訓練,他對輿論的形成能夠發揮特別強大的影響。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那些力求把我們引向獨裁政治的人們特別熱衷于要恫嚇知識分子,并封住他們的嘴。因此,在當前這樣的環境下,知識分子認識到自己對社會所負的特殊責任,也就更加重要了。這應當包括拒絕同侵犯個人權利的任何措施合作?!笨茖W家作為知識分子要承擔社會責任,從喬爾達諾?布魯諾、伽利略、斯賓諾莎到愛因斯坦,在人類文明史上這樣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過,古老的中國也有他們的精神同道和精神傳人。

愛因斯坦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巨人埋頭于浩瀚宇宙,無論當他抬頭仰望星空時,還是注視人間時,從來都是那么謙卑,在他身上我們找不到任何的傲慢和驕矜,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人,身后不留骨灰,不要墳墓和任何紀念標志,住了20年的房子也堅絕不同意作為故居存在。他一而再地強調:“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薄耙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決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義上從自我解放出來?!薄霸谌松呢S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痹跁r間的河流中,他的科學成就或許會被后來的人所超越,但他無與倫比的人格魅力、堅定的道義擔當、對做人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這一切將長存于世上,激勵著人類繼續前行,他樹立的榜樣在科學史上乃至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將是不可磨滅的?!暗谝涣魅宋飳τ跁r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边@是他在悼念居里夫人時充滿深情地寫下的一句話,也正是他本人最好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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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流年不似水

詩人老了,當我見到他的時候,他住在西湖邊的一家醫院里,剛動過大手術。那是兩年前的秋天,樹葉開始飄零,夕陽下,我和80多歲的詩人冀汸第一次見面。他的身體雖然有點虛弱,精神卻很飽滿,從現實到歷史,從社會到人生,我們漫無邊際地聊天,唯獨沒有提及詩歌,確實詩已遠離我們的生活。此前,我雖然也曾讀過他的詩,但印象早已模煳。第一次對他有了印象是一張發黃的老照片,好像是1948年秋天,胡風夫婦來杭州,他們在靈隱有一張合影,記得還有賈植芳夫婦、路翎夫婦、羅洛等人,他們那時都是意氣風發,對未來充滿了憧憬,當然更多的是相聚的快樂。照片中的人恐怕誰都沒有想到等待他們的將是漫長的厄運。

1955年,胡風被送上祭壇,照片中和不在照片中的許多與胡風有過密切交往的人幾乎一夜之間就遭遇了滅頂之災。從此冀汸在煉獄中煎熬了近25年。一個印度尼西亞出生的華僑之子,少年時代遭逢日本入侵,懷抱一腔愛國熱忱,在復旦大學求學的時代,就以詩為槍,將每一個象形文字當作子彈,開始了他的抗戰。從《七月》到《希望》,胡風主編的這些文學期刊成就的不僅是一代文學青年的夢,“七月詩派”也早已在文學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皶r間開始了”,這是胡風當年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長詩。在詩之外,冀汸也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正當他們熱情地謳歌一個新時代,并愿意奉獻自己全部的才華時,一張羅網已在他們身后悄悄張開。

胡風研究在80年代后幾乎成了“顯學”,年華老去的冀汸依然默默地在杭城過著他的日子,滾滾人流之中誰會留意這個瘦小的老人?當磨難成為記憶,他沒有停步不前,他仍在思考、仍在寫作,年過八旬學會了使用電腦,還會發電子郵件。作為詩人,他已很少寫詩,這些年主要寫一些隨感、雜想,雖然寫得也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浸透著現實關懷意識。那次見面,我們自然也說到了他長期的煉獄生活,他說自己的回憶錄早已經成,卻不知道何時才能出版,言下不無黯然。

一年后,冀汸的回憶錄《血色流年》終于問世,這大概是對老人最好的安慰。他的文筆沒有張中行式的精致、凝練,同樣也沒有那種絮絮叨叨的閑言碎語,沒有“白頭宮女話天寶”的超塵脫俗,更沒有怨天尤人或顧影自憐,那是他對“血色流年”的記憶,文字的美麗與否倒在其次。在我看來,他一生的命運無疑就是一首跌宕起伏的詩篇,這也許比他的詩、小說更加重要。他的苦難已化作民族苦難的一部分,他那詩人的天真中包含的赤子之心,也正是一個民族前行的動力。

流年似水,詩人已老,現在他還住在醫院里,他的思想還在繼續著。賈植芳先生題寫的“血色流年”這個書名,喚醒的不只是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痛苦的記憶。翻開《血色流年》,我腦子里不時地浮出半個多世紀前他們的那張合影,我同時想起了魯迅先生的一番話:“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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